对于“物”，即外界，西方从古希腊时起就很重视，如“原子论”、“元素论”，等等。这个传统传下来发展成为科学。中世纪神学的世界，希腊精神受到抑制，然而这一千年经济发展了，市镇发展了，民族国家在中世纪的后期出现了。天主教建立了神学的精神统治，但同时也重视教育和学术，欧洲许多名牌大学都始见于中世纪。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等固然都受到宗教迫害，却也表明自然科学到中世纪后期的发展达到了可观的地步。利玛窦是在欧洲正跨出中世纪的大门的时候来到中国的，他带来的天文、气象等知识都足以使中国人瞩目，数学、水利等显然已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宗教改革对立面的耶稣会恰恰以其博学多识吸引了东方。西方在神道设教的同时没有抛弃重视外界的传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则更释放了人的能量，使社会摆脱了神的束缚，大踏步地把对外界的认识推向前进。

显然，中国没有走这样的路。墨子是注重对外界的观察和研究的，但其道未传。历史上间有对物的研究者，出了些如张横、沈括之类的科学家，但形不成“传统”。至晚明，徐光启是一位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然而在那样的制度下，他孤掌难鸣，绝不可能开启科学的传统。

儒家也是讲“人性”的。《中庸》第二十二章：“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宋儒继承的也是这个。问题是没有把何谓“尽人之性”想得透彻，并且问题刚一提出就拐了弯儿，跟“圣人之德”、“无人欲之私”挂起钩来，把“人性”同“人欲”不仅割离，而且对立起来了。

传北京大学学报有文批评某些教授“坐而论道”，“不干实事”。这类批评语不中的。夫学者之“道”必当“坐而论之”，或用口论，或用笔论；该受批评的，是那些坐而不论道的。

不学无术而空有学者之名者。至于“实事”，则要看何谓“实事”，和干什么样的“实事”。若把凡与现实无关联的学问都视为非实事，则无疑是一种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偏执之论，是不足为训的。

凡大学者，其思想多成熟于盛年，其后虽屡经曲折，或增益或删减或改易，盛年时所形成之思想仍最根深蒂固，其间纵有扬弃，到头来本色仍不可易。此之谓思想的延续性。其所扬弃，或思想活动中产生之否定，而否定之否定，便又“回到”原来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