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刚刚起步。每当我们赶前一步时，在我们的前头即已又有了新东西。我们常说要有“危机感”，这绝非空口说白话，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要添补的距离还大得很，绝对没有丝毫可以自满自懈的理由，更不能有半点虚骄之气。我们要做的，就是横下一条心，实干苦干，把自己的事做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就是思想解放、个人自由、民主建设，从总体上讲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还是很有进展的，不断有人倡导、推进；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首先在知识界思想界，各种思潮的介绍、评述和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对于活跃思想，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从长远看，其意义不可低估。这种初见苗头的自由讨论的局面，还需要进一步形成社会风气。将来写这一阶段的思想史时，这种讨论和辩论是不可绕过的。

最后顺便讲几句所谓“亚洲价值”问题。本世纪后几十年中，亚洲、主要是东亚，前后接踵发生了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奇迹”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一起一伏，都联系着对“亚洲价值”的存在和评价问题。“奇迹”达到高潮时，经济中心向东方转移之声鹊起，并极力凸显“亚洲价值”的功效；“危机”来临时，又说“亚洲价值”不灵了；而后又出现了复兴和转机时，便又说“亚洲价值”还有作用了。

问题是何谓“亚洲价值”？有没有那么一种放之亚洲皆准的统一的亚洲“价值观”呢？亚洲与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很不同。欧洲有同根的文化，从小亚细亚到两希文明，到基督教文明，以及近代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支脉虽多，但都串在一条线上，是同源异流。所以在谈论欧洲文明、欧美文明，并由此衍生出一种“西方价值观”来的时候，在认识逻辑与史实的结合上是说得顺的。亚洲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不像欧洲那样异流而同源。中国的、印度的、马来的文明等都不是来自同一文化源泉，其发展毫无相同之处。有一种相当普遍而勉强的说法，即家族的、集体的或“团队”精神，再加上儒家的伦理观，就是“亚洲价值”。于是就出现了“亚洲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等等。这种说法在某些舆论中曾流行一时，因其说不通而几乎销声匿迹。因为在事实上如上所述，根本就不存在亚洲国家共同的人文传统，并由此而支撑亚洲经济的振兴。至于说“儒家”的影响更是不究事理并无限被夸大了的。曾倡言“亚洲价值”的马哈蒂尔、李光耀，从不认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认同“儒家”。日本受儒家影响较多，日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但若谈起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经济增长、工业化等等，所谓“儒家”就根本派不上用场。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已明言之，日本的发展与“儒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