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奉行对日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军在三个月内占领了东三省。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要求蒋介石抗日。

在民族危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俞平伯和周作人等民主知识分子发表文章，强调救国的思想。俞平伯在《大公报?现代思潮》上发表了《救国成为问题的条件》，在《中学生》上发表了《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短简，告诫青年们，要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应当救中国，并积极创造救国的条件。并致胡适先生信，寻求知识分子救国之道，“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吾辈之业唯笔与舌，真欲荷戈出塞，又岂可得乎！大祸几近眉睫，国人乃如散沙，非一时狂热供人利用，即渐渐冷却终于弛情，此二者虽表面不同，为危亡之征候则一也。”俞平伯还希望胡适像五四那样出来做领袖救国，想法固然不错，但多了一份书生气和幼稚。

周作人同样也写文号召救国，如在《弃文就武》中指责了反动政府不注意国防建设，对外来侵略者没有抵抗的力量。在《日本管窥》中，又分析了日本的国民性和缺点。在《关于征兵》中认为辽宁事件错在日本，但中国方面也有错，并认为“修装备，这是现代中国最要紧的事，而其中最要紧的事则是征兵”。虽也倡导救国，但态度不明了且语之未详。

中年之后的困惑，比之大是大非，却显出同样是知识分子却有不同的境界，消沉之后并未爆发，是一种局限也是一种个人的态度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