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空军降落伞合格率为99.9%，这意味着每一千个就有一个出事，对于这种百万级的战略性产品而言，这非常影响士气，军方要求合格率必须达到100%。

制造商认为产品工艺复杂，不可能达到要求。降落伞的制造工艺的确复杂，降落伞的设计一般是由一个白绸制成的半球形伞衣和近30个组件构成，表面积达50多平方米。伞衣包括三个部分：顶部、伞衣屏和伞边。与伞边相连的是一组横索，它们在控制点上和两股拉索相连接，并且这两股拉索通过两只活钩和降落伞背带相连。伞包被一根极其结实的伞绳和降落伞背带上的一串D形环相连接。两根伞包底部的拉索被两个活钩安全地连在了降落伞的背带腰间的一对大D形环上。

每个降落伞都有出厂编号，甚至还有降落伞检验员的签名。但是，如果空降兵碰到那不幸的0.01%，他就会像自由落体的物体一样坠下地面，这是空降兵的梦魇。

最后，美军想出了一个“微小创新”：军方改变检查质量的制度，决定从厂商交货的降落伞中随机挑出一个，让厂商负责人背着亲自从飞机上跳下。

奇迹出现了，不合格率很快就降为了零。

一直以来，我们对那些伟大的时刻记忆犹新，我们会牢记1944年诺曼底登陆中抢眼的美国第101空降师，甚至是《兄弟连》中美军最新的一个团--空降部队。

如果把诺曼底登陆比作“大创新”，它波澜壮阔、屈指可数，那么，降落伞检验制度变革这样的“微小创新”则是微波泛滥、层出不穷。

然而，就像硬币的两面，我们的世界被那些“大创新”所统治，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武器--原子弹、航空母舰、雷达、B-29轰炸机、V2弹道导弹等。我们的世界也被像降落伞检验制度变革那些“微小创新”所统治。

有时候，“微小”更具决定性力量。

再看看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查尔斯·桑顿和空军统计管制处。

桑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的后勤英雄，“蓝血十杰”之首。说得直白点，他做的事就是“数据挖掘”，从数据中发现战争的真相。

比如，他有一个“微小创新”--证明“破坏天使”B-17轰炸机比“解放者”B-24更具杀伤力。很幸运，著名的《蓝血十杰》描述了这个细节（要知道，大多数“微小创新”都是幕后英雄）：

从书面资料来看，B-24轰炸机是无与伦比的大块头，面貌凶恶，能够在低空中进行强力的破坏。理论上，称为“解放者”的B-24比B-17更具杀伤力，因为它能携带的炸弹量多了50%，而且在空战中遭到的严重破坏比较少。

然而桑顿的小组发现，B-24能够在战斗中保持这么好的成绩，唯一的原因是出勤的距离比较近、危险性比较低，因此能提高人员士气、减少伤亡。这类型轰炸机一旦受损，安然飞返的机会要比B-17少得多，而B-17的整体表现却优于B-24，有数字为证。

统计管制处的分析发现：B-17的命中率大于B-24。而且B-24还有其他缺点，有一次，桑顿坐着B-24飞越大西洋，飞机漏油漏得厉害，只要有人点支烟，飞机非爆炸不可。最后，桑顿赢了这场争议，使B-17成为重点机种，并减少B-24的产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武器创新，比如德国的飞碟研究，美国的能让舰船消失的磁场发生器。相对这些“大创新”，桑顿小组的“创新”的确是非常微小。而且，类似的“微小创新”还有很多，但是，它们爆发的能量却非常惊人。桑顿小组把数字化管理搬上战场，就使空军的B-29轰炸机增加了30%的飞航能量。桑顿小组先分析好驾驶员和飞机数目，然后重排出勤时间表，效率就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