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们也知道，对于那些必须读这些书的可怜孩子来说，它们看上去是多么令人生畏；因此，他们编辑了蛊惑人心的导言，并一开始就附上内容目录。以《美国人》为例，这本由麦克杜格·李特尔公司出版的教科书厚达1358页，重将近七磅，“内容目录”长达22页。该书配有大量插图，还有带有浅色标识的标题，如“地理聚焦”、“每日生活”、“历史聚焦”。 接下来又设计了三页篇幅的“历史话题”和“地理话题”。接下来，又提示学生如何阅读那些长达30到49页的综合性的、杂乱的章节。它说：“每章都有两页的开场白，阅读这些开场白有助于你的进一步阅读。”

“噢，不，”学生们叹道，“从这里面学不到什么好东西。”他们知道，对于《哈利·波特》或其他可读性强的书籍，不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准备阅读。但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幸的是，一位尽责的教师在使用这本厚重的书籍时，反而会花更多的时间来保证学生们去读它，去做完那些要用几百分钟才能完成的问题与目标。这使得历史课愈加乏味。出版商于是添加各种专门的辅助材料，以吸引学生的眼球和最终使教科书变得更加有趣。很多材料完全是无用的——只对市场部有用。看看《美国人》“内容目录”中的那些浅色标识吧，没有哪位学生会需要这本书里的那一串“地理聚焦”。其中有个 “聚焦”恰巧是“巴拿马运河”，但是学生在寻找这方面的信息时，会在书后的索引里去查这个词条，而不会先推测它可能是一个“地理聚焦”，回到前面那个22页的“内容列表”中找，看看里面有没有出现关于“巴拿马运河”的内容。这些浅色标识唯一可能的用途，只在于销售代表们在说服学校片区接受自己的教科书时所用。

这些书籍如此厚重，是因为出版商担心课本遗漏了涉及某个地区或人群的细节而不被采用。教科书作者似乎是被迫写一些关于美国历史上的每位总统的段落，甚至是关于威廉·亨利·哈里森或者米勒德·菲尔莫尔的段落。这样，在每一章的最后，都有多页的复习内容。再拿《美国人》为例，它提出了840个“正文里的主要观念”。此外，书中还包括310个“技巧训练”、890个“术语与人名”、466个“批判思考”问题，并且在每章内都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这还没有算上每章之后两页复习中的数百个术语与问题，这类术语与问题全书共计数百个。到了年底，没有哪个学生还记得840个主要观念，更不用说890个术语以及无数个其他似是而非的叙述。这样，学生与老师都退回到一个“主要观念”：记得每章要考的术语，通过测验后就忘掉它们，以腾出大脑记下一章的内容。难怪有这么多的中学毕业生不能记住内战是哪年爆发的了。

学生们是对的：教科书太乏味了。历史教科书所讲的故事都是预言性的：每个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或一定会得到解决。教科书排除了冲突，排除了真正的悬念。它们剔除了任何可能给我们国家的国格抹黑的内容。当它们追求戏剧效果时，也只能采用情节剧，因为读者都知道，结局总是大圆满。用一本教科书的话说，“尽管遭到挫折，美国战胜了这些挑战。”大多数教科书作者甚至连情节剧也不愿尝试；他们写作的腔调如果能听得见的话，可以用“嘟嘟囔囔”来形容。难怪学生们不感兴趣。

教科书作者从来不用现在反观过去。他们本可以让学生思考当代社会的性别角色问题，并以此为手段，促使学生去思考：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或更近的妇女运动中，妇女赢得了什么，没有赢得什么。他们也可以让学生为一个看门人和一个股票经纪人的家庭准备一份家庭预算，并以此为手段，促使学生思考过去与现在的工会与社会阶级。他们可以这么做，但是他们没做。历史教科书编写者不把当下的情况作为信息资源。

反过来看，教科书也很少用过去观照现在。他们把过去描绘成头脑简单的道德剧。“做一个好公民”是教科书从过去提取的信息。“你有一份值得骄傲的遗产。做你能做的！毕竟，看看，美国取得了多少成就！”乐观主义没什么错。但对于有色人种的学生、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对于那些认为历史人物很少是女性的女孩，以及那些没有取得社会和经济成功的人群来说，乐观主义可能是一种负担。乐观主义的写作手法妨碍了人们对失败者的理解，造成对受害者的一味指责。难怪有色人种的孩子们感到隔膜。在写了一千多页之后，苍白的乐观主义让每个人都倒胃口。

在美国历史课中，教科书与其他教学材料形成强烈的反差。为什么历史教科书如此糟糕？民族主义是祸根之一。教科书常常纠缠于互相冲突的要求之间：既要促进思考，又要灌输盲目的爱国主义。“看一看你的历史书，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此自豪”；类似的话就像赞歌，常常被中学合唱团唱响。但是，我们只需走马观花。书名本身就讲述了故事：《伟大的共和国》、《美利坚盛典》、《希望之地》、《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这类书名不同于学生们在中学或高校读到的其他教科书的书名。比如，化学书的书名是：“化学”或“化学原理”，而不会是“分子的胜利”。你从教科书的封面就可以识别那是什么教科书；那些封面很优美，印有美国国旗、秃鹰以及华盛顿像。

学生记不住任何史实，因为它们都只是该死的一个接一个的事实。教科书作者想要写进大多数的树木以及太多的枝条，但是忽略了让读者看一眼就可能记住的东西——森林。教科书排斥因果关系，因此缺乏意义。学生们合上教科书时，全面思考社会生活的能力没有得到提升。

即使教科书突出细节，即使是因为课时紧张而难以涉及1960年的内容，问题是，我们的教师和教科书仍然忽略了我们对于美国历史所应该知道的大多数知识。尽管他们强调事实，他们所呈现的某些“事实”是明显错误，或者难以证实的。错误常常得不到纠正，部分原因是，历史学教授们不屑于评论中学教科书。总之，忽略和歪曲的惊人错误败坏了美国历史书籍。历史可被想象成一座金字塔。底部是数百万的一手材料——标有过去时间的各种种植园档案、城市名录、人口普查数据、演讲、歌曲、照片、报纸文章、日记、信件。基于这些一手材料，历史学家写作二手著作——这些著作与文章涉及极其广泛的话题：从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聋人家族到格兰特在维克斯堡的战术。历史学家每年写出数百部这类作品，其中很多是非常好的。这样，在理论上讲，会有少数历史学家——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团队的——综合这些二手文献写成三手著作，即，涵括美国历史各个阶段的教科书。

然而，在实践中，事情并非如此。相反，历史教科书都是在互相“克隆”。当编辑们在聘请新的作者时，第一件事就是送给他们几本竞争对手出的书。通常，写作教科书的人不是出现在封面的名人，而是出版商办公室里的俯首听命的写作团队。历史学家如果写教科书，可能会遭到同行的耻笑——还带有一丝嫉妒，但是耻笑是注定的——“为什么你把时间倾注在课堂教育而非原创性研究上？”

这一结果对教科书的学术性影响是不乐观的。很多历史教科书在其参考书目中列出了最新的二手资料，但其叙述仍然是传统的——对近期研究无动于衷。

如果学生们从未读过诗歌，却要上诗歌课程，对此我们该怎么看呢？在英语文学教科书中与历史教科书里都能听到编辑的声音，但是，在英语教科书中，至少当它呈现一些原创性文学作品时，那种声音会减弱。在历史教科书中，那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声音将学生与原始材料隔离。历史教科书作者们很少引用演讲、歌曲、日记或信件。学生们其实不必躲避这些材料。他们读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金十字架”演讲的某段话，与读《美国的经历》中关于这一演讲的那两段文字，效果是一样的。

教科书还使学生对历史学的性质茫然无知。历史学本是用证据和理性展开的激烈争论。教科书却鼓励学生相信，历史就是一些要记住的事实。“我们没有回避有争议的问题，”一套教科书的作者们声称，“相反，我们试图（对那些问题）提供理由充足的判断。”——以此消除那些争议！由于教科书采用的是这样一种庄严的语调，大多数学生从不会想到要去怀疑它们。我的一个学生1991年写信给我说：“回想过去，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想过要提问，比如说，谁曾经是美洲的最早居民？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哥伦布到来后，他们的生活有何改变？”她接着说：“然而，那时，一切都展现得像一幅完整的画面，因此我从没想过它不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