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教科书不提武器是探险与统治的得力助手呢？为什么它们要忽略上述的这些因素呢？如果那些粗鄙的因素——比如军事力量，或者为宗教所认可的贪婪——被认为对我们产生恶劣的影响，那么，“我们”究竟是谁？教科书由谁而写，又为谁而写？坦白地说，答案就是——欧洲人的后裔。

中学生通常不会思考欧洲的世界霸主地位的形成。它很少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它似乎是自然的，是既定的，是无需解释的事情。从更深层次上看，我们的文化鼓励我们去设想我们比别人更富有、更强大，原因就在于我们更聪明。（如果思考一下这里的“我们”究竟是谁，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并没有什么研究表明，美国人就比——比如说伊拉克人，更聪明。恰恰相反，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最近非常畅销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开头，提到了他的一位朋友、一位新几内亚的部落男子。戴蒙德认为他至少和自己一样聪明，只不过他的文化必须被视为“原始的”。但是，既然教科书并不赞同或鼓励我们去思考事情的真正原因，“我们更聪明”这句话就化为一种可能性。同样，一个群体统治另一个群体是“自然的”这种观念也化为一种可能性。历史既有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例子，但也不乏相反的例子。美国教科书对待哥伦布的方式，使人们更少思考统治如何实现的问题。哥伦布踏上美洲海岸便立即成为统治者这一画面，是基于一个史实：哥伦布宣布他从船上所看到的一切都归自己所有。当教科书在称颂这一过程时，它们就是在说，占有这块土地、统治土著人，即便不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真不幸，因为哥伦布的那几次航行构成了一个辉煌的、富有教导意义的时刻。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官方使团，他的航行证明了一个新欧洲的出现。商人与统治者共同批准他的行为并为其提供财力支持，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配备了重型军事装备。哥伦布详细记录了航海经过，包括航向、海潮、鱼群，并描述了哪些居民是可以被征服的。正是得益于这些印刷品，关于海地及其被征服的详细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哥伦布本人曾亲身到过葡萄牙和西班牙新近征服的那些大西洋岛屿，并参与过西非的奴隶贸易。最重要的是，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仅是探险或者贸易，还包括征服和掠夺，并用宗教证明这些活动的合理性。如果教科书写了这些事实，它们就能够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思考，为什么西方今天处于世界的主导地位。

教科书也承认，哥伦布并非白手起家。每一本教科书在讲述欧洲人对美洲的探险时，都从葡萄牙“航海王”亨利亲王1415至1460年间的活动开始。它们把亨利描述为第一位发现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并派船队环绕非洲航行的人。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似乎并不知道，古代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在公元前600年之前就曾航行至少远至爱尔兰和英格兰，到达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与加那利群岛的土著居民贸易，并环绕非洲航行。相反，教科书把巴托罗谬·迪亚士推为在1488年第一个环绕非洲南端好望角航行的人。忽略腓尼基人的成就是很讽刺的，因为亨利亲王正是认识到了腓尼基人的航海技艺，才受到启发去效仿他们。但是这种信息冒犯了另一个定论：我们的文化视现代技术为欧洲人的发明。因此，腓尼基人的业绩不符合这些教科书的总体故事线索——是欧洲白人教会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如何做事情。这些教科书也都不提穆斯林对希腊学问的保护，以及他们把希腊思想与中国、印度和非洲的思想融合起来，然后把这一融合结果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传到了欧洲。相反，它们证明亨利发明了海航术，并暗示在欧洲之前，人类没有什么成就，至少，没有现代成就。有几本教科书还讲到了“葡萄牙人如何设计出新的航海船只──轻快帆船”——这句话是布尔斯廷与凯利说的。

实际上，亨利的成就所基于的理念，早已为古代埃及人与腓尼基人所知道，并且已经在阿拉伯、北非和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葡萄牙人用以指代新型船只的那个单词caravel（轻快帆船），也是源自埃及语caravos。文化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思想的传播或许是文化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常常触发文化繁荣，人类学家称此为文化“融合”（syncretism）：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想融在一起，产生新的文化。小学生都学过，在古代，波斯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因为处于商路之上而得以繁荣。亨利亲王处于欧洲即将主导世界的黎明时刻，对此，教科书本可以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把这个同样的文化融合的观念用在欧洲身上。但它们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根据《美国之路》，亨利不仅不得不发明新设备，而且“人们都不知道如何建造可以出海的船只。”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如何达到澳大利亚、波利尼西亚人如何到达马达加斯加，或者史前人类如何到达加那利群岛，没有给学生留下任何去思考的提示。当然，《美国之路》所说的“人们”实际上是指欧洲人——这是“欧洲中心论”在教科书中的典型例证。

这些教科书所表达的，正是人类学家斯蒂芬·杰特所称的“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一教条”。本章“表一”提供了一份可能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探险活动的纪年表，并对每一个事件的相关证据依据2006年时的标准，进行可信度评价。这份名单太长了，但仍可能不够完整。有一份1513在土耳其发现的地图，据说是基于亚历山大大帝图书馆里的材料绘制而成的，其中包括了关于南美和南极洲的海岸线的细节描述。古代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钱币一直在美洲到处都能发现，这导致某些考古学家得出结论，罗马海员不止一次到达过美洲。土著美洲人也曾穿越过大西洋——人类学家推测，土著美洲人千年以前从加拿大向东航行到斯堪的纳维亚或苏格兰。公元前60年前后，两艘美洲印第安人船只曾在荷兰遇难，这在欧洲成为一大奇事。

就这些航行而论，每一次航行的证据材料都对1492年以前大西洋两岸和亚洲曾经存在的社会与文化提供了令人兴奋的一瞥。它们也暴露了研究远古历史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如果教科书介绍了这些分歧，它们就能告诉学生，哪一种观点证据更有力，哪一种更站不住脚。既然他们要激发学生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它们就应该给学生介绍研究者们用以获得关于远古历史的知识的各种形式的史料和研究方法——口述历史、文字记录、文化相似性、语言变化、人的遗传、陶器、年代考古、植物传播。不幸的是，教科书似乎拘泥于那种关于必然性的论调。《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的作者詹姆斯·W. 戴维森与马克·H. 莱特尔还为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写了《事实的背后》（After the Fact），该书强调，历史并非一系列的事实，而是一系列的观点、问题和争论。然而，这二位所写的这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与自己的竞争对手一样，把历史描述为答案，而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