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的航海给美洲带来的变化与给欧洲带来的变化不相上下。农作物、动物、思想观念、疾病开始不断地穿越大洋两岸。哥伦布的发现所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或许表现在欧洲基督教上。1492年，整个欧洲都被控制在天主教会之下。正如《拉鲁斯百科全书》所指出的，在发现美洲之前，“欧洲人根本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发现美洲之后，欧洲人的宗教统一局面被打破了。因为，如何解释那些被新发现的人呢？《圣经》没有提到过他们。美洲印第安人并不符合正统基督教关于道德世界的解释。而且，与穆斯林不同——他们或许可被当作“可恶的异教徒”一笔勾销，美洲印第安人并不抵触基督教，他们只是从未接触过它。他们是否该下地狱？甚至连美洲的动物也构成对宗教的挑战。根据《圣经》，在创世之初，所有的动物都生活在伊甸园里，后来，每样选了两个进入诺亚方舟，最后停泊在亚拉腊山。既然伊甸园和亚拉腊山都在中东，那么这些新发现的美洲物种从何而来呢？这类问题动摇了正统天主教，促进了1517年开始的新教革命。

    从政治角度看，像阿拉瓦克人这样的民族，没有君主，也没有什么等级制，这很让欧洲人震惊。托马斯·莫尔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可能就是以秘鲁的印加帝国为基础而写的。该书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高级的社会模式，这是对欧洲社会组织的挑战。另外一些社会哲学家把美洲印第安人当作欧洲历史上原始阶段的活生生的例子，约翰·洛克所说的“最初，整个世界都像美洲一样”就是这个意思。一些欧洲人根据自己的政治理论，把美洲印第安民族盛赞为小国寡民的良好国度的典范，并认为欧洲文明就是从中发展而来的。而另外一些欧洲人则把他们污蔑为原始的、不发达的。不管是哪种观点，从蒙田、孟德斯鸠、卢梭，一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欧洲思想家关于好社会的观念都是借鉴对美洲的认识转变而来的。

    美洲不仅令普通民众好奇，也令精英分子着迷。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指出了这种普遍存在的好奇心：“他们不愿出一文钱救济一个跛脚的乞丐，却愿出十文钱看看一个死了的印第安人。”事实上，欧洲人对美洲的着迷直接导致了欧洲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从一开始，美洲就被视为欧洲的“对立面”，在这一点上，其程度甚至超过非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1492年之前没有所谓“欧洲人”，只有托斯卡纳人、法国人等等。现在，欧洲人至少在与土著美洲人相对照时，开始找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就此而论，1492年之前，也无所谓“白人”。由于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首先是印第安人奴隶贸易，接下来是非洲人奴隶贸易，欧洲人逐渐把“白人”看作一个种族，把种族看作人类的一个重要特征。

    哥伦布自己的著作也反映了这种不断增长的种族主义倾向。当哥伦布向惊叹不已的印第安人兜售伊莎贝拉女王时，印第安人“体格匀称”，并且“思维敏捷”。他写道，“他们民风淳厚，国王将一个非凡的国家管理得如此井然有序，看见这样的国家真是一件快事。他们记忆力好，他们看这看那，问它们是什么，怎么用。”后来，当哥伦布转而为自己的战争行为以及对土著人的奴役行为辩护时，土著人就变得“残忍”而“愚蠢”，变成“好战而人口众多，其风俗与信仰与我们的迥然不同。”

    把那些被征服或即将被征服的人想得很坏，总是有益的。根据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的说法，修改自己的观念，使之符合自己的行为或计划中的行为，是那种被称为“认知失调” 过程的最为常见的结果。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想作一个坏人。把一个我们看来完全符合人性的他人视为坏人，会在行为与态度之间造成紧张；这是需要解决的。我们不能抹去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改变将来的行为也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而改变态度就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