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当1606年塞缪尔·德·尚普兰试图在马萨诸塞定居时，土著美洲人赶走了他。第二年，阿本乃吉（Abenakis）带人把第一批普利茅斯公司的定居者赶出了缅因。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推断，如果挪威人当时不是时运不佳，迁出了远离欧洲疾病中心的格陵兰岛和冰岛的话，他们也许已成功地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殖民了。但这只是“如果”历史。新英格兰的瘟疫不是“如果”。它们继续向西推移，在与文化接触的赛跑中一路领先。

在美洲各地，第一批欧洲探险者所到之处遇到的印第安人要比后来者遇到的印第安人多得多。在赫尔南多·德·索托游历今天美国东南部一个半世纪之后，到达这里的法国探险者发现当地人口还不足德·索托走后的四分之一，这场人口锐减对土著的文化与社会组织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同样，在著名的1804至1806年远征中，刘易斯与克拉克在俄勒冈遇到的土著人要比仅20年后居住在那里的人多得多。

亨利·杜宾斯罗列了1520至1918年间发生的93场悲惨的瘟疫。他记录了41场天花、4场鼠疫、17场麻疹、10场流感（这些都发生在土著印第安人身上），还有25场肺结核、白喉、伤寒、霍乱及其他疾病。这些疾病很多都流行极广，始于佛罗里达或墨西哥，一直蔓延到太平洋和北冰洋才停止。疾病在墨西哥、秘鲁与在马萨诸塞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西班牙人当年是如何设法征服现在的墨西哥城的呢？“当基督徒厌倦了战争时，上帝觉得，应该为印第安人送去天花病毒，于是城里瘟疫横行。”当西班牙人行进到特诺奇蒂特兰城时，尸横遍野，他们不得不从尸体上踏过。大多数西班牙征服者都对疾病具有免疫能力，而这一事实本身又有助于挫败阿兹特克人的士气。

如今，瘟疫继续流行。矿工和伐木工人又把欧洲疾病带到巴西北部和委内瑞拉南部的雅诺马莫人（Yanomamo）身上，1991年，雅诺马莫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死去。查尔斯·达尔文于1839年以一种接近诗体的语言写道“欧洲人所到之处，死神仿佛追逐土著。”

欧洲人一直未能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或者非洲的大多数地区“定居”下来，因为那儿已有太多的人居住。当年瘟疫在美洲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关于人口的简单估计中略知一二。一个是威廉·麦克尼尔的推测，1492年美洲的人口是1亿。另一个是威廉·兰格的推测，哥伦布出航时，欧洲的人口只有7千万。欧洲人在军事、社会技术方面的优势使他们征服了美洲人，就像他们最终征服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但是，他们最终没能在东半球“定居”。从这个角度说，瘟疫是必需的。因此，除了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入侵外，瘟疫的确是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第一批瘟疫不仅给美洲印第安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且也使对前哥伦布时代土著美洲人口的估计困难重重。结果是，在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中间，争论持续不断。1840年，乔治·凯特林估计，在白人到来时，美国和加拿大的土著人口也许是1400万。他认为，幸存的只有200万。到1880年，由于战争、衰退和疾病，土著人口降到25万，下降了98％。1921年，詹姆斯·穆尼（James Mooney）推断，1492年，在今天的美国所在的区域，土著人口只有100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穆尼的推断一直被人接受，虽然它不那么可信，因为支持它的观点是建立在推论而非证据基础上的。科林·麦克伊夫迪的观点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较高的估计认为，土著人口由于天花病毒、麻疹和其他从欧洲带来的疾病，已减至较低水平（大约在100万到200万之间）。实际上，他们的确可能也就那么多。但是没有任何关于大陆（欧洲）人口减少比例的记录，只提到从2000万减到200万或100万。即使是黑死病，欧洲人口也只不过减少了三分之一。

请注意，麦克伊夫迪既忽略了数据，也没有对上述疾病进行推论，仅凭类似于常识的东西对它们一并排斥。实际上，他辩称：“没有什么能和常识抗衡。”但是“始祖移民”到来之前的美洲流行病学并非人人知晓的领域，不能用“常识”代替多年的相关研究。麦克伊夫迪所说的“常识”，其实就是指传统的说法，而这一传统说法是“欧洲中心论”的。我们塑造出“大陆处女地”及其必然衍生物“原始部落”等概念模型，这些对我们估计土著人口产生了微妙的影响：那些视土著美洲人文化为原始文化的学者们，出于这些概念模型的需要，会降低自己对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人口的估计。因此，穆尼的低水平估计“合乎情理”——与这一概念模型相呼应。它从不在乎，这块土地其实从不荒芜，恰恰相反，只是到了近代才被抛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