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多数学者仍然接受的那个徒步穿越白令海峡的说法，其考古证据是很薄弱的；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相信，当时可行的方法是乘船漂洋过海，或者是有意为之，或者是出于偶然。毕竟，人们至少在四千年前才到达澳大利亚，不论在冰川期的陆地上堆了多厚的冰，你也不能徒步穿越华莱士线这个海洋分际线到达澳大利亚。当然，考古学家还没有从世界任何地方发掘出一万年以前的渡船遗迹。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石器以外，没有什么人工制品能够保存这么持久，也没有哪种人类原始到使用石船的程度。但证据的缺乏不证明事实就不存在。

我认为，教科书的作者们之所以喜欢写穿越白令海峡的故事，是因为那符合他们整个故事的生硬的进步线索。那些人被刻画为原始和野蛮的，并被含糊地称为“尼安德特人”。这种描述——他们是蒙昧的，只知道与自然以及他人做斗争——或许为其关于“一定是徒步的”这一论断提供了基础。早期美洲人与我们不同，他们没有那么聪明，只能徒步行走。他们当然是蒙昧的，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了两块大的陆地。”这真是令人震惊的论断。真不知道我们的作者们在至少一万一千年后写作那一事件时，是如何知道这些第一批的定居者是如何思考的，或者，换个说法，是如何知道他们没想到自己到达了新大陆的。约翰·加勒蒂的《美国历史》给出了同样的论断：“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今天，“大陆”指的是“一个大块的、四周被水环绕的陆地。”那时的人如何能知道加拿大的庞大——它本身比澳大利亚还要大，又如何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个大块的陆地呢？这些第一批定居者想必是愚蠢之至了。

当加勒蒂说“流浪者们”“缓慢地向南和向东迁徙……几千年过去，他们的足迹遍布南北美洲”时，依然在坚持那种“精神迟钝”的描述。实际上，许多考古学家认为，当时人们在一千年之内就到达了美洲的大多数地区，其速度之快，使考古学家们不能轻易地判定他们迁徙的方向和时间。当我们的考古发掘向西北进展，穿越育空河（Yukon），跨过阿拉斯加时，发现的古物并非渐次古老。而且，即便第一批美洲人的确是徒步到达的，他们也一定只是一些像哥伦布那样的探险者。

加勒蒂喋喋不休，继续说第一批定居者是相当傻的：“没有哪群人能够发明哪怕是最简单的机械，用机械甚或畜力代替人力。”但这不是美洲人的“缺陷”。那里当时没有“畜力”。换句话说，在欧洲与亚洲，在1769年之前的时代，大多数的“简单机械”主要依靠马、黄牛、水牛、骡子等家畜——这些牲畜在美洲还不为人知。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指出，至少，找到这些动物进行驯养，是促成发明机械和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劳动分工的关键因素。

所有的教科书都拘泥于“野蛮——半开化——文明”这一人类学的旧学派，这一学派可追溯到L. H. 摩尔根和1875年前后的卡尔·马克思。这些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很可能在大学时代的人类学课堂上接触过这种思想；然而，这类学说今天已经没有人讲授了。加勒蒂照搬老套的进化论说：“那些耕种土地，而不只是狩猎和采集食物的人会生活得更安全、更舒适。”显然，作者没听说过“原始丰裕论”：这种学说四十年前就告诉人类学者，狩猎与采集生活会更加舒适。《美国历史》当时还说出这种更愚蠢的错话：“这些农业人口虽然有时也会为自己的土地激战，但大体上是和平的。另一方面，猎人和漫游者更加好战，因为他们需要四处流动，因而常常与其他人群发生冲突。”这里，加勒蒂夸大了“文明社会”与“文明”的优越性。几十年前，大多数人类学者开始挑战这一过时的思想体系，断言狩猎采集人群比农业人群生活得更加和平，现代社会更加好战。我们只要还记得20世纪的历史，就立刻明白，暴力可以与文明一同成长。

大多数教科书的确认为某些土著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和玛雅人——是文明的，但这只是基于当年西班牙征服者的这样一种假设：财富等于文明。《美国的冒险历程》里有句话：“与加勒比海的未开化的人不同，阿兹特克人是富裕而繁荣的。”布尔斯廷和凯利甚至对此也不愿接受。在仅用一页介绍了玛雅人、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先进文明后，布尔斯廷和凯利接下来对他们给予了较低的评价：“与欧洲人不同，他们没有造船航海，没有远航世界。在他们的封闭环境里，他们很难学习新的方法。西班牙人到来时，印加人、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似乎停止了进步。他们过于成熟，只待被征服了。”

这段话与其他问题一样，都是糟糕的历史学。事实上，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西半球的变化日益加速。印加人在此前的一个世纪里就建立了自己的广阔帝国。阿兹特克人也通过联盟和军事手段在更晚近的时期统治了墨西哥的中部地区。

对于布尔斯廷和凯利而言，北部地区——相当于今天的美国——的土著人要比那些“不进步的”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印加人更加落后。当然，如果布尔斯廷和凯利全面考察一下1392年的世界，他们就不会认为美洲与欧洲的文明有着如此决定性的差异。历史学家谈论着那些人的被征服，并提出种种理由证明那是对的，这是“宿命论”的世俗版本。在社会学中，我们把这种说法叫做“责难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美利坚盛典》的作者们所做的，就是如此：

欧洲人很快得出结论：人是地球的主宰，人通过技术改变地球的面貌；土著美洲人则不同，他们既不想、也没有办法主动地控制自然……他们稀疏地散落在大陆各处，那里广大地区实际上都人迹罕至。在1492年这一关键时刻，或许只有不到400万土著美洲人“插足”安静而原始的森林，或者在北美的各条波光粼粼的处女河里泛舟。他们沉浸在欣喜中，茫然不知封闭的美洲历史即将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