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体现了出版商试图出版一本可以不断再版的教科书时所造成的可悲结果。1956年，托马斯·贝利写出了这本貌似不朽的教科书的第一个版本，其实当时就有人知道关于土著美洲人的这些陈词滥调是错误的。前面第三章也指出了这类“蛮荒论”的谬误，仅从一点看，它的数据就有问题，仅在墨西哥的中部谷地，当时就生活着大约二千五百万人。在北美洲的其他地方，居住着大约两千万人。而且，设想习惯穿鹿皮鞋的印第安人“插足”原始大森林是说不通的；而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一带的土著美洲人大多数都从事农业。该书初版于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现在已经是第13版。1956年的初版可能有其“作者”—— 托马斯·贝利。现在的版本出自谁手，则要由人猜测了。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人——当然不是托马斯·贝利，他早已不在人世；可能也不是那两位署名作者——意识到教科书需要提到“哥伦布交换”，以及1492年之后导致美洲印第安人口锐减的流行病。结果，该书在后面一页讲到了这些令人惊愕的人口锐减，但又没有认识到这与上面那段话前后不符。因此，托马斯·贝利用他自己的著作证明他说过的话：“古老的神话从未消亡，它们只是深藏在教科书之中。”布尔斯廷和凯利更不合格，他们仍然完全忽略了“哥伦布交换”。

即便最好的教科书也难免会把“原始”美洲人与现代欧洲人相对照。这些书籍的部分问题在于，它们把北美乡村与欧洲城市相比——把马萨诸塞与伦敦相比。将特诺奇蒂特兰城与苏格兰乡村相比，会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当科特兹到来时，特诺奇蒂特兰城是一个拥有10 万到30万人口的城市，根据随行的伯纳尔·迪亚兹记载，它的中心集市繁忙喧闹，“嘈杂之声四英里以外都能听见。”如果作者们能够抛弃“野蛮——半开化——文明”这一线索，事情就会好得多。毕竟，从那些普通居民的眼光看，生活在马萨诸塞或苏格兰，与生活在伦敦或阿兹特克的墨西哥一样地“先进”而舒适。

长期以来，土著美洲人一直在谴责教科书的作者们把“文明的”这一形容词留着指称欧洲文化。1927年，一个名叫“美洲印第安人篝火大会”的土著领导人组织批评教科书“对我们人的生活的不公正”。他们追问：“什么是文明？文明的标志是：高尚的信仰和哲学、悠远的艺术、动人的音乐、丰富的故事与传说。这些我们都有。因此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是文明的种族。”

即便赞赏土著文化，但如果没能挑战那种“原始—文明”的模式，也将助长种族主义。那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夸大了“文明的”这一词语的日常意义——“优雅的与开明的”，以及人类学家对其下的唯一定义——“复杂的劳动分工”。当我们仔细考察这一模式时，它立刻变得问题重重。比如，德意志第三帝国是文明的吗？大多数人类学家会说是的。我们怎样才能认为文明的第三帝国要比哥伦布所遇到的那个原始的阿拉瓦克社会要好？如果我们拒绝为第三帝国贴上“文明”的标签，我们是否就不把这一术语用作表示“礼貌与优雅”？如果这样，我们就应该说阿拉瓦克人是文明的，并且应该把哥伦布及其西班牙同行们说成是原始的——即便不是野蛮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以复杂的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社会，其突出标志常常是不平等，并且供养着一支大规模的、专业化的军队。恰恰是这些“文明的”社会有可能使用野蛮的暴力去征服那些“原始的”社会。

不假思索地运用“文明的”与“文明”这两个词语，阻碍了对“不文明”的人或社会的世界观及其社会结构的真正探寻。1990年，乔治·H.W.布什总统指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说：“整个文明的世界都在反对伊拉克，”——这恰是一个讽刺：贯穿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是已知的最早的文明发祥地。

在我所考察的新历史教科书中，有三本“从头开始”的新教科书要比老式教科书有所进步。他们认识到了土著社会的多样性。他们讲到了东北部易洛魁人的“五族同盟”、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 “冬节”、西南地区的崖居生活，以及东南部纳齐兹族（Natchez）的等级制度。然而，它们用六或八页的篇幅描写10或20种不同的文化，这些教科书很难达到精细的学术水平。因此，它们只是在猎奇。即便乔克托族（Choctaws）比纳齐兹族人数更多，在美国历史上更为重要，他们仍是平常的。学生们并不会在他们的教科书中所刻画的那些土著美洲人身上找到自己会认同的很多“正常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