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成为研究文化碰撞的人类学学者，学生们就应该熟知 “文化融合”以及“文化帝国主义”这两个术语，至少熟悉它们所指的概念。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没有一本提到这些术语，其中的大多数对于文化的演变过程都讲得很少，只有一点除外，那还是关于大平原印第安人的马文化。因此，这种文化看来与众不同。在最好的新教科书中也欠缺分析，它们没有论述融入全球经济的重大意义——融入全球经济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欧洲人有时与土著人互相交易、一起生活，另一些时候又攻击他们。没有哪本教科书讲到文化碰撞是如何夺去了土著美洲人的传统技艺。

美洲社会在遭遇白人时发生了变化。同样，欧洲人的社会在遭遇土著人时也发生了变化。教科书完全忽略了文化的双向调适过程的方面。相反，他们对于印白关系的理解，受到“边疆”思路的支配。教科书把这一文化过程说成是白人（以及黑人）定居界线的移动过程——印第安人在一边，白人（以及黑人）在另一边。在教科书所描绘的历史中，除了波卡洪塔斯和斯宽托这两人的事例，除了白人不断向西驱赶印第安人，土著人与欧洲人并没有怎么相遇过。事实上，白人与土著美洲人在今天美国的所在地一起工作，有时还一起生活，争争吵吵，从1565年第一批西班牙永久居民，到1890年苏族人与阿帕契人自治的终结，达325年之久。

“边疆”指的是某种边界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文化交流过程是有失公允的。接触，而非隔离，才是通则。“边疆”还把观察者置于东部城市，从那里看，边疆属于“外地”。“最先到来的究竟是什么？是文明，还是野蛮？”教科书的作者们似乎没有遇到过这一狡猾的问题。回答是文明，因为，只有“文明的”头脑才会把那些与森林、作物、动物相伴为生的土著农夫、渔夫、采集者以及猎人定义为“野蛮人”。把远离欧洲人安全控制的区域称为“边疆”或“蛮荒地带”，巧妙地使得那些区域成为外族。这种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 “欧洲中心论”，并且使非城市居民——无论是土著还是非土著——的活动被边缘化了。

在彼此交流的人群中，存在着惊人的文化多元性。1635年，“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定居者中，可以听到16种以上的语言”，人们操着北美、非洲和欧洲的不同语言。1794年，文化碰撞的区域延伸到“中西部”的东部地带时，仅一个叫做格雷兹的俄亥俄北部小镇，就有肖尼族人、迈阿密族人、特拉华族人等数百名印第安人，有英国和法国的商人和工匠，有一些南蒂科克人、切罗基人和易洛魁人，有少数非裔美洲人，还有被俘的白种美洲人，以及与印第安人联姻或被印第安人收养的白人。格雷兹还在节日上呈现出真正的多元文化性，有“滋润的星期二”、圣帕特里克节、英国女王诞辰日，以及各种印第安节日。1835年，当文化碰撞的区域逼近西海岸时，约翰·萨特经墨西哥当局的允许，征募土著美洲人收割小麦，创办酿酒厂、织帽厂、毯子公司，并构筑要塞（今萨克拉门托）。萨特从俄国商人那购得制服，又从欧洲招募军官，组成了一支200人的印第安人军队，他们穿着沙皇俄国的军服，由德国人指挥！

我们的教科书还剔除了“边疆”生活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布尔斯廷与凯利告诉我们：“约翰·萨特建造的那个要塞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焦点。”但他们根本没有提到，“社会”主要由印第安人组成。《美国历史》有一整页都是介绍萨特的那个要塞，但仅仅把土著美洲人说成是敌人：“他渐渐建成了一个防御小镇，把它叫做‘萨特要塞’。整个辖地被厚厚的、18英尺（大约6米）高的城墙包围着，墙头架设大炮，以防止那些不友好的印第安人的攻击。”从这一论述中，没有人会推论那个堡垒是友好的印第安人“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