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加里·纳什告诉我们，文化互动始于弗吉尼亚，“并由于以下原因而得到发展：一些印第安人作为日工生活在英国人中间，而一大批殖民者也由于不堪忍受独裁的英国人统治下的严酷生活而逃进印第安的村落。”实际上，很多新来的白人和黑人选择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米歇尔·克雷夫科尔在《美国农夫书简》中写道：“在印第安人社会组织中，一定有某种异乎寻常的吸引人之处，那远胜于我们所吹嘘的那些东西。数以千计的欧洲人成为印第安人；但我们找不到例子说明，那些土著居民中哪怕有一人愿意选择做欧洲人。”克雷夫科尔有点言过其实：我们从斯宽托的例子中已经看到，有一些土著人从一开始曾选择生活在白人中间。但实际上，移民通常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的，“没有哪位品尝过‘蛮荒生活’的欧洲人后来能够忍受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间。”

欧洲人一直竭力阻止人口外流。当年赫尔南多·德·索托不得不设置岗哨，禁止自己的男女出逃到土著人中去。“始祖移民”们也非常害怕被印第安化，连男人留长发都被定为有罪。卡伦·库柏曼告诉我们，如果被抓回，“出逃印第安的白人将被处以极其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处死。”但是，一直到1890年土著印第安人失去民族独立为止，一直有白人叛逃；而那些按照印第安人方式生活的白人，比如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则成为白人社会的文化英雄。

共产主义的东欧建立“铁幕”，以阻止人民外逃。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地球上最繁荣的社会，那为什么他们要阻止人民出逃呢？对此，很难做出解释。美洲殖民者的尴尬同样恰恰在于他们核心的意识形态——那也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东欧与美国的教科书都以同样的方法处理这一问题，那就是：忽略事实。没有一本美国历史教科书提到土著社会对欧裔美洲人以及非裔美洲人的吸引力。

非裔美洲人常常为逃避奴役而逃入美洲印第安人社会中。那么，什么对于白人具有如此大的诱惑力呢？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他们的所有政府机构都是由‘贤人’会议掌管。那里没有军队，没有监狱，没有官员强令服从或实施处罚。”或许，首先是美国东部土著社会中没有社会等级之分，吸引了欧洲人的羡慕的眼光。边疆人被认为享有土著美洲人同样程度的自由。在多数土著社会，妇女也被赋予地位与权力，其程度要超过同时代的白人社会，对此，白人妇女曾以羡慕的口吻津津乐道。在墨西哥北部的美洲印第安人社会，虽然某些民族的领袖人物实质上是世袭的，但那些社会要比17和18世纪的西班牙、法国乃至英国更民主。1727年，纽约总督凯德沃拉德·科尔顿少尉夸张地说：“在‘五族同盟’中，没有一个人不是由于其品行而获得职位的。他们的权威仅仅在于人民的尊敬，一旦没有了尊敬，也就没有了权威。”科尔顿用易洛魁人的语言称颂“人的自然权利”：“在这里，我们看见，所有权力与威望的自然源头都在于自由的人民之中。”

实际上，土著印第安人的观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土著人的自由、友爱和平等的观念是如何传到欧洲，影响到诸如托马斯·莫尔、洛克、蒙田、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的。这些欧洲思想家后来又影响到美国的富兰克林、杰斐逊和麦迪逊。近年来，历史学家开始争论，美洲印第安人的思想是否也对我们的民主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在150年的殖民接触中，易洛魁人联盟作为一种客观教材伫立在殖民地面前，告诉他们如何以民主的方式治理一个辽阔的疆域。凯德沃拉德·科尔顿上尉所说的那句话回响在50年之后的《独立宣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