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40年代，易洛魁人厌倦了与几个经常争吵的英国殖民地打交道，建议他们像自己一样组成一个联盟。本杰明·富兰克林曾为考察易洛魁人的思想而在他们中间度过很长时间。1754年，他建议殖民地的领导人们考虑他提出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如果六个未开化的野蛮民族能够提出这样的结盟设想，并且实施起来就像它已经存在了很久，显得不可拆散，那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类似的联盟，在10个、或者12个英国殖民地之间却很难行得通。”

殖民地拒绝联盟方案。但那一方案是《邦联条例》与《宪法》的前身。大陆会议与制宪会议都公开提及易洛魁人的观念和具体做法。1775年，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由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签名的致易洛魁人的宣言，其中就引用了易洛魁人自1744年以来的建议。大陆会议写道：“‘六族人’是英明的人，让我们倾听他们的建议，并教导我们的孩子听从它。”

约翰·莫霍克指出，对公开集会的习俗、言论自由、民主以及“与《人权法案》相关的所有事物”，美洲印第安人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若没有土著人的示范，“你能相信，在一群因为宗教问题上的不宽容就与他人厮杀千年的人中，真的会产生出所有的这些观念吗？”莫霍克或许高估了土著人的民主，因为在很多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等级制度在官员任命方面仍然起着主要的作用。然而，莫霍克是有道理的，因为欧洲人在美洲所到之处，就在土著社会中扶植一批君主（“菲利普王”）或不民主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出自欧洲人的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样他们就可以宣称，他们是通过与某个人或某一派人的交易买到部落属地的。这一做法也暴露了欧洲人的习惯思维：欧洲人不相信那些民族没有这样的统治者，因为这是他们所知的唯一的政府形式。

革命后一百年间，美国人奉土著美洲人为自己的民主制度的源头。革命年代的一些漫画家用美洲印第安人的图像来表现殖民地对不列颠的反抗。弗吉尼亚的“爱国者来福枪小分队”在与“红衣军”们作战时，身着印第安人的服装和鹿皮鞋。当殖民地人反对不公正的当局，发起“波士顿倾茶事件”时，当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发起抗议活动，反对将哈得逊河谷地租借给荷兰种植园主时，他们也都选择像美洲印第安人那样穿着，非但没有指责印第安人的示范，反而视之为自由的象征。

当然，荷兰传统也影响到了普利茅斯以及纽约，英国的普通法与《大宪章》也是如此。美国的民主似乎是又一个文化融合的例子，它把欧洲思想与土著美洲人的思想综合在一起。土著文化的影响力很难说清，因为这一影响有着多种方式。教科书可以视其为一定程度的假说，而非铁的事实；但是教科书不能否定这种影响。在我所考察的所有的教科书中，只有《发现美国历史》这一本书有一个标题提到了土著美洲人对欧裔美洲人的思想影响——该书中有一幅富兰克林的著名漫画，画的是一条被割断的、垂死的蛇，在漫画的上边，配有一串贝壳串珠，而那个标题就是“富兰克林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受启发于易洛魁联盟”，“贝壳串珠代表以联盟形式实现的部落联合。试将其与富兰克林的漫画相比较。”其他的教科书都没有提到这些。

但是，教科书仍然遗漏了土著美洲人对美国文化的多数贡献。我们的地方美食——那些独特的美国食物——常常将印第安元素与欧洲和非洲的元素混合在一起。这些食物包括从新英格兰的猪肉和黄豆到新奥尔良的秋葵、德克萨斯的红椒等。非裔美洲人与土著美洲人之间的双向交流——这源于共同的奴隶经历，特别是黑人向土著社会的逃亡——说明了其所谓“黑人传统食品”（soul food）部分地发源于印第安人，从玉米面包、粗玉米粉到青菜和玉米球。土著地名遍布我们各地，从“奥克弗诺基”到“阿拉斯加”。土著人的耕作方法并不“原始”。某些部落的农夫从土壤中收获的营养物质比我们多两三倍。地名还反映了不同思想间的相互交流。白人曾问印第安人：“我在哪里？”，“这地方叫什么？”，“那动物是什么？”，“那座山名叫什么？”

　　虽然教科书“赞赏”土著文化，但真正的文化融合的可能性，特别是思想融合的可能性，对它们来说仍是不足称道的。这是令人羞耻的，因为作者们会因此忽略了大多数使美国区别于欧洲的事物。彼得·卡尔姆曾在1750年写道：“法国人、英国人、德意志人、荷兰人及其他欧洲人在遥远的省份，与印第安人或远或近地生活了几年之后，其举止变得与印第安人如此相似，以至于只有靠肤色才能辨别。”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其著名的《美国历史上的边疆》一文中指出了边疆如何支配了欧洲人，如何“剥去了文明的外衣”，使得他们从衣着到思想都变成印第安人。“很快，他们开始种植印第安作物，用锐器犁地。”渐渐地，他们创造了新东西，“但那些东西已不是旧欧洲那样的了。”那是融合的，是美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