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也没能说明持续不断的印第安战争如何在我们的文化中引起反响。卡勒顿·比尔斯写道：“我们默许对印第安人的剥夺，这铸就了美国人的品格。”一旦土著人不再是“冲突对手”，他们在很多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降低了。卡伦·库柏曼向我们展示了印第安人17世纪40年代遭遇失败之后，这一变化是如何在弗吉尼亚展现出来的。他指出，“是印第安人最终被削弱了力量，而不是他们的种族卑劣性，才导致了他们有可能被视为无需权利的一族。”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认知失调”：土著人在1610年还被视为“机灵”、“勤劳”和“理解力强”的，但现在变成了“懒散、恶毒、消沉和散漫的”。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样，乔治·华盛顿也改变了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华盛顿在早年曾对印第安人抱以肯定的评价，但在革命战争以及1790年俄亥俄战争中对他们发起攻击之后，他开始把他们贬斥为“猎物”。

这种论证思路在1812年战争之后演变成一种非官方的国家政策。1845年，威廉·吉尔莫·西姆斯写道：“我们用残忍无情的双手，捣毁（美洲印第安人的）居住点，把他们赶出家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盲目的偏见……被不断助长，并成为证明我们的手法之正确性的必要工具。”印第安事务委员会专员弗朗西斯·A.沃克认为美洲印第安人道德水平低下，1871年，他写道：“与野蛮人打交道时，就像与野兽打交道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升起一种把他们当作一个民族的尊敬之情。”美国所做的一切，出发点都“图己之便。”这样，这种认知失调败坏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理想主义精神。从1815年起，我们非但没有传播民主，反而是输出白人优越论的意识形态。渐渐地，我们寻求对墨西哥、菲律宾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很多国家的霸权，并且间接地谋求对其他国家的霸权。欧洲国家虽然表示，他们对我们的西部边疆感到震惊，但很快他们也效仿起我们了。英国灭绝了塔斯马尼亚岛的居民，德国人对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Herrero）发动总体战。多数西方国家还有待正视这段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甚至要比那些照本宣科的美国中学教师们更熟知我们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希特勒称赞我们在西部为美洲印第安人设立的集中营。根据其传记作家约翰·托兰的介绍，希特勒“经常向自己的身边人夸赞美国有效的种族灭绝政策——饥饿、以多制少的战斗”，并把它作为自己对犹太人及吉普赛人（罗姆人）实行灭绝政策的榜样。

在历史上，除了战争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当然有。实际上，法国、俄国和西班牙都曾在美洲采取不同的做法。然而，由于那些非战争方式基本上是美国没有采纳的，因此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棘手问题。正如爱德华·卡尔指出的，“总体上，历史是人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所没有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试图使今天的一切看似不可避免，这种做法剥夺了历史的生命力和大多数意义。历史在于人们行为的偶然性。“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戈登·克雷格提醒我们，“恢复过去曾经有过的各种可能选择。”克雷格还指出，这才是我们讲授历史并使人们记住历史的可取方法。美国白人们取舍于众多的现实可能性之间，而且常常因此分裂。在美国历史的各个关节点上，反印第安政策本来或许是另外一种样子。比如，1812年战争在新英格兰非常不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就是，新英格兰人认为它是奴隶主在肆无忌惮地抢占印第安土地。

白人与土著美洲人曾经和平共处，这或许能说明取代战争手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真的可能吗？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须小心不要把静态的印第安文化与不断变化的现代文化相比较。我们已经看到，独立的土著文化中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欧洲军事行动面前放弃了耕种、多种语言的百花齐放、更正式的等级制的发展，以及大平原印第安文化的一体化。这类变化无疑还会延续。因此，我们不是在谈论，身背弯弓、腰缠利箭的猎户与计算机旁的都市人并肩而坐。

我们必须记住，在美洲，数以千计的白人和黑人加入印第安人社会，他们一定相信这种共处是可能的。然而，从一开始，白人的行为就阻碍了和平共处。数以千计的小侵扰最终使得美洲印第安人最终无法在白人的临近耕种土地。在普利茅斯周围，印第安人把他们的牧场租让出去，只保留了自己的种植用地。但等他们发现这并不能阻止殖民者放任牲畜践踏自己的庄稼时，为时已晚了。土著美洲人提出抗议，但他们常常发现，殖民者的法庭拒绝采信他们的证词。另一方面，“印第安人胆敢杀死英国人劫掠的牲畜，就要被立即带到一个敌对的法庭上。”大西洋岸的先例——美洲印第安人不是欧洲人的国家的公民，他们没有法律权利——阻碍了白人与印第安人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乃至后来的合众国时期的和平共处。即便是在那些被认为是土著人控制区的“印第安人领地”内，到底是印第安人侵犯了白人的土地，还是白人侵犯了印第安人的土地，这类纠纷的审判都必须在数英里之外的密苏里或阿肯色的白人法庭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