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分明是一出边演边排边导的历史剧。历史常常是这样，高瞻远瞩的思想，一时不被接受。不过，凡是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终究会成为人们的共识。

1979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布了几件标志历史转折的事件：元旦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中美建交。接下来，1月18日至4月3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两个阶段召开理论务虚会，批判“两个凡是”，第一次认真讨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确定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

必须改革，这是共识。但是，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改成什么样子？尚来不及想。即使后来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头脑里，也并没有蓝图。改革的序幕，是被一双历史的大手拉开的，所有的演员、导演都在场。然而，这是一场没有脚本的改革。

1979年7月2日，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成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以下简称“体改组”），要充当“编剧”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是，制定出一个适合国情、办法配套、步骤恰当的体制改革方案来。体改组组长是张劲夫，副组长是薛暮桥、房维中、廖季立、刘明夫。专职成员有廖季立、柳随年、季崇威、徐景安等。本着大改着眼，小改着手，从7月下旬起，体改组一边请各部委和理论界人士座谈，一边收集国内外体制改革情况。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几位经济学家身上。他们刚刚从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站在新时期的起点上，激情满怀，迸发出积蓄已久的能量。其头脑之清楚、感觉之准确、预见之高明令今天的我们为之骄傲。

从7月24日至8月上旬改革总体设想座谈会的发言摘要中看到，薛暮桥说：“体制改革的根本道路就是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管理经济。要准备冒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明夫连发15问，诸如：“如何保证把商品经济纳入社会主义道路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孙冶方讲到经济民主化必须有政治民主化来保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国光系统而清晰地论述了经济体制模式选择、集权与分权关系、企业自主权、发挥市场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同为副所长的董辅礽则单刀直入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组织专业公司、发挥银行的作用。

10月份，体改组草拟出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因为不成熟，没有提交给财委审议。而邓小平听说有这么一份素材性的稿子后说：“可以披头散发和大家见面，征求意见嘛。”于是，1979年12月3日，体改组把《初步意见》提交给全国计划会议、调研组长会议，15日张劲夫做了一个说明。

一上来，张劲夫先说，对于怎么改，大家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些问题也一下子吃不透、看不准，还需要探讨。这个稿子是抛砖引玉，可以推倒重来。它只是一个总的设想，不是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主要是为了解决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如何起步两个问题。

“方向准、起步稳”，是张劲夫提出来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