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1920-1940）

他们或者在民国时期接受过高等或初等教育，追随共产主义，参加共产党；或者在1949年后系统地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或者是50年代、60年代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他们目睹了一个制度崩溃，另一个制度兴起。他们参与了体制改革，也觉悟到经过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他们将学术理念、国际视野融合，承上启下，成为那个年代改革的中坚力量。

体改委：改革的“中枢”

1982年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的成立，使这一天意义非凡。从那往后，直到1998年，中国改革的大政方针，都不能逾越体改委。它集调查研究、参谋指挥于一身，“统领”全局，有几分像古代一度出现的枢密院，也有“小国务院”的称号。其实，这也不为过，毕竟，是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的机构。

另起炉灶，组建体改委

体改委成立时，国务院总理说体制改革归根结底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二是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历史证明，这个定位准确。那么由谁来执行这些使命？为什么体改委主任要由总理出任呢？

当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自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改革的现实动力来自哪里？原来那套国务院职能部门怎么能自发改革？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也无法负担路阻且长的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务院机构来推动实施。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旧体制外，创建一个新机构，使其拥有至高地位，既了解各部委和地方情况，又与它们没有利益关系，既超越又涉及。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绝佳设计，就是创建国家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主任。

体改委的5位副主任分别是：原国务院副总理，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08-2007，山西人）；国务院秘书长，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杜星垣（1914年生，福建人）；原六机部部长，曾任高岗秘书的安志文（1919年生人，陕西人）；原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1914年生，江苏人）；原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1918年生，福建人）。1982年7月，增加了体改委委员的设置，有廖季立（1915-1993）、陶力（1920-1989）、董峰、詹武（1921年生）等。他们不仅是老革命，参与了计划体制的建立和实施；只要留意，还会发现，他们的背景涉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在当时，找到比他们更合适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知人善用，也是历史选择。30年后，安志文的一句话，代表了他们的历程：“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这是天命。

刚成立的体改委有1室4组：总体规划组，负责人是杨启先、农合；协调组，负责人是宋一峰等；调研组，负责人是傅丰祥；理论研究组，负责人空缺。到了1982年12月，机构调整成1室7组：总体规划组组长杨启先、农合，生产体制组组长翟乃文，流通体制组组长王桂五，分配体制组组长傅丰祥，综合试点组组长吴佩纶，调查研究组组长高尚全，理论研究和科教组负责人空缺。由此可见体改委成立之初，设计者的思路就已经很清晰和成熟了。当新生的体改委运转起来，更新换代就随之开始了。老一代为年青一代铺路、让贤。1983年贺光辉（1929年生，陕西人）、鲍彤（1932年生，浙江人）被任命为副主任；1985年高尚全（1929年生，上海人）被任命为副主任，洪虎（1940年生，安徽人）为党组成员。

体改委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体改办的杨启先、徐景安等，机械委的傅丰祥、高尚全等，还有国家计委、建设部、商业部的一些处长、副处长。随着“文革”后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陆陆续续地增加年轻人，像石小敏、金立佐、宫著铭、郑洪庆、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等。

1987年4月-1988年4月，体改委主任一度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1936年生，湖南人）担任，之后，又回到总理兼主任的惯例。1988年由李鹏兼主任，副主任是贺光辉、刘鸿儒（兼）、张彦宁、高尚全。在1989年的体改委委员中，已经有了周小川、宫著铭这样年轻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