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里程碑

80年代改革实现了3个飞跃：1978年底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商品货币作用；1984年到1987年十三大，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市场体系；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

里程碑1：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商品经济

在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有意推出一个关于改革的文件，使之成为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之后新的高度。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总书记、总理以及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参加起草小组的体改委成员有高尚全、杨启先、顾家麒。起草组内有不同意见。高尚全回忆说：“有人认为提商品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一度写入草稿的商品经济，被撤掉了。”7月28日，起草小组听了国务院总理谈计划体制改革问题的传达。总理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胡耀邦也对所写草稿不满意，要求在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于是，阵前换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1922-2008，福建人）及研究室的林子力（1925-2005，福建人）、郑必坚（1932年生，四川人）加入起草小组，林涧青当负责人。显然，总书记、总理都已心中有数，需要“秀才”们做出既与原有意识形态接轨，又有突破的文章来，让各方接受，使改革迈出决定性一步。这是一次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完美合作。

起草小组在第五稿时，把草稿发到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在体改委的意见中提道：“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时，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能不能把“商品经济”写进决议，始终是争论焦点；它的取舍，事关重大。总理、总书记分别于8月29日和30日去玉泉山和起草小组座谈，争取在“商品经济”问题上取得突破。然而要想撼动“正统”还是很难。

在起草小组内受到挫折的高尚全想争取外援。他和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童大林商量，他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名义，两家联合召集一次经济学者研讨会。于是，有了9月初，在当年的西苑旅社，后来的西苑饭店，20多位经济学家的聚会，讨论对商品经济的看法，蒋一苇、董辅礽等出席。大家达成了共识：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同计划经济也不是对立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他们把会上的意见以理论探讨成果的形式上报。国务院总理将报告批转起草小组，同时写道：“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所指马洪的意见，是此前总理授意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总干事马洪组织写的一份意见书。总理对马洪说：中国还是要搞商品经济，你不是也有这种观点吗，不妨写篇文章送给‘老同志’们看看。于是，马洪请社科院工经所所长周叔莲、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等起草《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后请吴敬琏参加修改。文章写好后，分送几位党内老人，没有反对意见，只有一位提出，最好不要从全民所有制内部找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还是从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来说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原因为好。王震也夸奖文章写得好，说我们不能只说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创造性。

9月9日，国务院总理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其中写道：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陈云分别在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9月中旬，马洪再次上书，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决议。“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从中央到地方，多方面的努力汇聚在一起，最终，凝结成后来被邓小平评价为写出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初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仔细看，会发现这个中文句子提炼出的主谓宾语是“计划经济是商品经济”，似乎逻辑上出了问题，实则是中文的绝妙，文字高手的巧用。

里程碑2：“七五”建议改变了计划传统

归根结底，怎么把文件变为实践？1985年，中央组织讨论“七五”计划建议。所谓“七五”，是指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时间从1986年至1990年。制定五年计划，历来是国家计委的职能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标志。然而，这次破例，由党中央先组织研究“七五计划建议”，再交国务院制定“七五”计划。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都是计划粮多少、钢多少、钱从哪里来等硬指标，也就是说，是以建设为目标的计划。而从此以后的五年计划，不仅讲硬的方面，也讲软的方面；不仅讲增长，也讲发展，讲改革；不仅讲建设，也讲制度。

国务院总理在1985年9月18日作了一个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他说：“它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具体化。《建议》中没有列很多数字，只讲了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与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着重研究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是计划工作的一个重大转变，是这个文件的特征。”

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高尚全解读七五计划建议的文章。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是七五计划建议的基本指导原则。七五计划是改革的计划。对于“七五”的三项任务，他做了专论：第一，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基础；第二，为90年代的经济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第三，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重要的是，从此，中国的五年计划的内涵，发生了革命性的本质变化。

里程碑3：十三大理清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

1986年10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十三大决议起草组会议。中央领导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能有进一步突破。说到底，怎么转轨，还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10天前，10月中旬，中国计划学会，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全国宏观经济管理讨论会”，对于未来宏观管理的基本框架，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但是具体到国家、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则有不同考虑：一是，资源配置职能完全交给市场，国家只辅助市场进行第二次调节；二是，计划机制市场化；三是，国家保留部分直接决策权，但在实施中尽量利用市场化方式。其实，这里说的国家，是政府。

大家公认，廖季立是国家体改委内有思想、有新意、有冲劲的人。从目前的文献看，他发表在1986年12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上的《试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是最早论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导向企业”这一体制模式的。与后来十三大上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虽有“调控”与“调节”、“导向”与“引导”之差，但是，十分接近。他是这样写的：“形象地说就是形成‘笼子和鸟’或者‘牧场和羊群’的关系。计划管理是‘笼子’‘牧场’，而不是‘绳子’‘锁链’，它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济活动场所，调节和控制经济活动的运行；企业是生动活泼的动物而不是被绳索捆绑的猎物。”

1987年3月20日高尚全在中央党校作《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也讲到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接下来十三大报告草稿征求意见时，高尚全于8月20日写了一份意见书《希望在改革的理论上有新的重要突破--对十三大报告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一点意见》，提出：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二，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三，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意见书在体改委《快报》第20号发表后，国务院总理在8月30日批示：“内中提到的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合同制，在报告中可提出来。”高尚全说：“提出按等价交换的原则，签订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是一个重大突破。”

经过反复讨论，理论上的创新已经呼之欲出了。1987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二阶堂进一行时说：“十三大实际上应该叫作改革、开放的大会，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指出“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订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由此，十三大奠定了中国长程的制度问题。

中共党史上，承前启后的、对后来产生长期影响的党代会七大算一次，其影响延续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十三大，也算一次，影响到往后20年改革。接下来的党代会，是在十三大基础上的成熟和发展。邓小平看得最明白，在经过了1989年后，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