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交流：四国五方会

体改委是思想碰撞、交锋最激烈的地方，甚至是众矢之的；也是国内国际人士寄托了最大理想、期望最高、最感兴趣的地方。似乎中国的奇迹，将从这里发生。因此，体改委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打开大门，以开放的思维，在学习、借鉴中探索中国改革道路。它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政府和民间，与实业家和学者都有经常交往。其中有很多精彩事件，比如巴山轮会议。在此，要记载的是1987年的四国五方会。

进入80年代中期，中国双重体制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直接管理方式和间接调控手段并存，纵向的组织机构和横向的经济组织并存。计划和市场究竟怎么有机结合，实现顺利转轨，始终是个问题。

1986年，世行驻北京首任代表林重庚向国务院总理提出可以借鉴南朝鲜经验的建议。于是，总理指派国家体改委与南朝鲜接触。这项任务落在高尚全身上。高尚全，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曾在机械部、机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是学者型官员。此时，中国和南朝鲜尚未建交，过不去，进不来，怎么办？高尚全提议去第三国会谈。第三国，就选在泰国。首先是想出这个办法，其次是想出来被批准，足见当时的思想何等开放。

1987年6月4日，高尚全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赴曼谷参加计划与市场国际研讨会。副团长是詹武。同行的有体改委彭森、陆涌华、耿亮，体改所高梁，国务院发展中心吴敬琏，社科院张卓元，上海的陈琦伟。泰国接待方是朱拉隆宫大学。泰国财政部长，南朝鲜刚卸任的副总理金满堤，南朝鲜发展研究院（KDI）领导，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辛格（现任印度总理），以及世界银行副行长都参加了研讨。这是真正的四国五方会。各国介绍自己的经验教训。印度曾经效法苏联模式，强调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压抑市场作用，1987年正在放开，实行市场自由化；泰国，早期强调自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忽视政府计划指导，后来也建立了计划机构，但不搞分钱分物的指令性计划，而是政策性的指导性计划，包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地区发展以及收入分配合理化；南朝鲜，一开始学日本，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效果不错。金满堤说，从实物性计划到政策性计划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南朝鲜的中期计划也无实物性指标。

他们还了解到南朝鲜有一套高效率的执行政策机构。最重要的是经济企划院。为了保证决策正确，充分依靠有学识和经验的专家。不仅听取经济专家的意见，也听取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各种商会、联合会代表的意见。此行，顺便考察了泰国，开展民间外交，一举多得。四国五方会谈的成果受到中央的重视。

体改委的网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是一个条条、块块的国家。体改委的触角和影响也体现在条条块块上。它一成立就迅速生出根来，发展网络，上情下达，有“胳膊”有“腿”。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府都设立了体改委，由省长、市长等行政第一把手兼任主任；国务院各职能部门也设立体改司、体改办。有了一张横向纵向的网，中南海的政令一出，即可到达每个节点。通过宣传舆论和组织制度一齐推动，使体改委的改革思想、方案和政策具有强大的传播力。改革，从来不是口号，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实施。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体改委应运而生，履行了它的历史使命。虽然无从考证是谁先提出设立体改委，但是，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卓识远见显而易见。

体改委自身也衍生出了一些机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84年12月成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首任所长是高尚全。体改所一度叱咤风云，它由一批优秀青年组成，其释放的能量，对历史的贡献，对那个时代青年的影响，都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篇章。1990年，体改所被合并到经济管理研究所，改造为经济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原体改所的大部分成员后来各奔东西。

1983年2月成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直延续至今。除了做研究，有些场合，体改委作为政府机构不方便出面时，就由体改研究会牵头，比如，巴山轮会议虽是体改委主办，但是由体改研究会出名义。谁也没有想到，它有这么长的生命力，成为体改委元老们散发余热的场所，和发出声音的阵地。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影响，体改研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现在，91岁的安志文、81岁的高尚全都是名誉会长，83岁的杨启先是副会长。他们每天还到办公室去，看资料，写文章，参加会议，发言。安志文越来越多地谈政治体制改革，忧心忡忡：“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两件事都没做好，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饿死了人；市场经济的现在，我们让贫富差距拉大。”“在与当初的改革目标如此接近的时候，没想到却与我们曾经‘共同富裕’的理想越来越远。”高尚全是体改委老人中至今保持旺盛工作力、最为活跃的人，继续为改革鼓与呼。

1986年1月，体改委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编辑部，陈贤经任总编辑，出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参考》。回想80年代在体改委的岁月，原宏观司司长许美征（1930年生）说：“虽然在中南海里上班，但是，大家的生活很清苦，住房条件差，一门心思干活，是拿出干革命的劲头来工作的，有志向，有意思。”高尚全说：80年代是改革的黄金年代，也是我最繁忙的年代。

从1982年到1988年，与体改委同时存在的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计划，宏观调控；国家经济委员会，主管工交，维持运行；体改委，推动体制转轨。那时，中国经济的运行得力于这3个支点。3个委员会在工作上有重合、有矛盾、有争论，又相互依存。很多年过去了，三委都不存在了，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思考。因为，中国是从这样的体制走过来的。而体改委的历史遗产，还需要时间和空间让我们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