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不要说向国外借钱，即使向国外买设备、买几条船，都是卖国主义、爬行主义。因此，我们要借外债，引进外资，阻力会非常大，每走一步都是较量和博弈。

过去30年，开放推动改革，改革促进开放。对外开放，似乎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政府主导过程；是不同制度、不同观念碰撞最激烈的前沿阵地；需要胆识、学识和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需要懂得国际投资、贸易等高素质人才。有一位既是官员又是学者，既重理论又重实践的人，在中国的对外开放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他的名字叫季崇威（1922-2001）。

一

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的“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签订了宝钢等22个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项目，共需外汇130亿美元。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成套引进设备，因国力不支，在执行过程中不得不急刹车，史称“洋跃进”。此时，高层决策集团已经明确：要现代化就必须开放。这需要一个特殊的团队，不在体制内产生，却又需要依赖体制，扶植和培育全新的力量，主导开放，主导利用外资，最终撬动体制变革。另外要有窗口机构和企业，与国外资本和企业进行对接。于是，历史选择了谷牧和荣毅仁，筹备建立外国投资委员会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公司”）。

1979年6月，国务院成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两委”），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下有外资局、外贸部、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外汇总局、商检总局等多个单位。它打破了传统行政格局，为对外开放的“特事特办”建立了通道。

担任两委主任的谷牧，1949年以前，在白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当过作家；1949年以后在国家经委、建委等担任领导，懂工业、懂管理，思想开放。“文革”中曾因引进国外设备而遭批判。1978年，他率领政府代表团，对欧洲五国展开了破冰之旅，奠定了中国开放的基调。这位中国政坛的常青树，数十年掌管经济，进入老年，成为开放政策的探索者和实施者。谷牧又选择了一批助手来帮助他完成开放大任。其中有汪道涵、周建南、江泽民、季崇威、李灏等。

自力更生，关起门来搞建设，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曾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捆绑中国人的绳索。开放的核心就是利用外资。而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利用外资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投降。这些主管开放事业的高官，一上来就把制订合资企业法提到首位，实在高明！然而，讨论的过程复杂而艰辛。他们先学习列宁关于租让制的理论，再研究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法律。终于，在1979年7月1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虽然，它有“强人所难”之处，不合惯例。比如，不管谁的投资多少，都由中方出任董事长；但是，毕竟迈出了历史的大步。

1980年夏，谷牧邀请季崇威调入两委，任专职委员，分管利用外资，并负责联系中信公司和光大两个对外窗口公司。季崇威1949年后进入轻工部，27岁当计划司司长；1956年到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当副局长；1960年代，在刘少奇倡导和薄一波、吴亮平领导下，参与组织研究托拉斯，执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并参加12个行业性托拉斯的试办。“文革”去干校，1976年回京。1977年6月扭亏增盈领导小组成立后，谷牧推荐季崇威当办公室副主任。季崇威有过市场经济的历练。13岁考入《大公报》做练习生，后成长为名记者。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秋，当国民党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时，季崇威在《大公报》揭露行政院长王云五的机要秘书到上海抛售股票投机牟利，要求彻查，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信誉。季崇威还通过时任资源委员会财务处负责人的叔父季树农，做资源委员会主任工作，阻止国有资源的转移，为大陆保留了重要的厂矿，也留下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很多人后来成为各部委的总工程师和专业骨干。然而，在“文革”中被打成潜伏特务。改革初期，季崇威介绍这些高级专业人员参与到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工作中，发挥他们的特长，补充专业人才的不足。

季崇威的大哥是1920年代的中共党员，谷牧的老朋友。所以，谷牧对季崇威知根知底，他了解季崇威熟悉市场经济，熟悉工商业者，思想敏锐，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敢于坚持真理，讲真话。谷牧找季崇威谈话时，提醒他要有心理准备：“做这个工作要有胆有识，‘文革’时期，不要说向国外借钱，即使向国外买设备、买几条船，都是卖国主义、爬行主义。外贸部被批成了卖国部。因此，我们要借外债，引进外资，阻力会非常大，每走一步都是较量和博弈。”事实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一直在思想交锋中前进。

二

1980年4月上旬，外资委一天之内发出了3个文号，分别给：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北京建国饭店和北京长城饭店。其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是外审字（1980）中外合资企业001号。有人说，“不就是做饭吗？干吗交给资本家呢？”可那时的中国飞机，只有饼干、煮鸡蛋和午餐肉，外航不得不到日本去补充航空餐。

一上任，季崇威就参加了中国建筑机械总公司与瑞士怡和讯达升降机公司合资合同的审议，不久这个合约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引起各国企业界关注。迅达也从此成为季崇威解剖、扶持的典型。很多人对引进外资有顾虑，甚至敌视。一位地方经贸委主任曾无奈而愤愤地说，“中央说让办合资企业，我只得照办。但是，过一段儿，我就把它掐死。好不容易把外国人打跑了，又把他们请进来。”

格格不入是自然的。中国企业是计划经济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外商是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制企业。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投资环境差。外商观望的多，谈协议的少。德国奔驰汽车公司亚洲总经理对季崇威说：“中国是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外商投资办的企业只是个孤岛，怎能生存下去呢？”季崇威答：“现在是孤岛，不久就会连成群岛或大陆。”对方不敢试。直到80年代后期，奔驰才在内蒙古办了一个合资生产装配重型汽车的工厂。

1981年11月6日，季崇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利用外资的几个认识问题》，回答“是否违背自力更生方针”、“有没有危险”、“是否有损于国内机械工业”的问题。翻看1982年外资局副局长初保泰编写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经验问答》，可以触碰到那个时代：“共产党员和资本家联合办企业，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吗？”“会不会让外国老板赚大钱？”“现在举办的中外合营企业和解放前的外国洋行有什么不同？”“外国资本家经常耍弄的花招有哪些？”“怎样避免吃亏上当？”“党组织在合营企业里还起不起作用了？”当时怎么考核合资企业中方经理的标准让人匪夷所思，看他是不是跟外方经理坐一条板凳，穿一条裤子。优秀干部就是跟外国人对着干的，否则就有立场问题。比如某企业经理把外方的产品配方、技术诀窍弄到手，夜里带着工人偷偷生产。这，就是好样的。再有，派进合资企业的经理工资比原来所在单位高，上级主管部门眼红，想方设法找岔子；有的经理只好工资不领，还拿自己原来的低工资。到处都是“引进错了、利用错了”的声音。有人问，是利用外资，还是被外资利用？初保泰感慨：“现在司空见惯的事儿，那时就是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