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互动：胡耀邦与周叔莲的书信

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他们竟这样汇合了。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种绝响。很难再见到这样完美的、亲切的、有效率的、对历史有深刻影响的互动了。

从“文革”后，经济改革序幕拉开之前，中国就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经济学家和党的高层领导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贯穿了整个80年代。在这里，我要记录三篇文章背后的故事，其中两个主人公：一位是周叔莲，一位是胡耀邦。

　一

1977年6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的周叔莲收到胡耀邦的来信，信是用粗铅笔写的：

“经过你认真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许多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汲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

“要彻底清除四人帮这帮骗子、流氓、恶棍这些年来散布的大量毒素，提高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还要我们作极大的努力。在这个极重要的问题上，你还有更多的打算吗？有更大的勇气吗？”

“胡耀邦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

信中所说的论文是指前一天，5月3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周叔莲的文章《科学、技术、生产力》。这是“文革”后经济学家第一次公开宣称和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其实，胡耀邦对这篇文章作了大量工作，没有他的支持和帮助，很难发表。”周叔莲说。

那是1975年，中国科学院在胡耀邦领导下写了一份关于科学技术工作《汇报提纲》，被“四人帮”认为是大毒草，组织批判，理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否定了劳动群众的作用，否定了阶级斗争的存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此，周叔莲开始研究世界科技发展史，科技进步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并且在《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发现马克思多次讲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文革”一结束，开始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时，他便写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文章。

1977年4月中旬，周叔莲把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敏锐地感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只怕把握不住，便送给了上个月刚刚恢复工作、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的胡耀邦。5月上旬，周叔莲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校样，竟是胡耀邦的审阅修改稿，只见两页校样的四边，密密麻麻地写了近千字，补充论述了一些观点，落款是“胡耀邦 五月一日”。周叔莲采纳了修改意见，将修订的新稿送给报社，这便有了5月30日的发表。然而，刊出的文章有不少删减，令周叔莲不满，于是，他提笔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本文开头的复信。

如果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科学家不是生产力的贡献者，知识分子就没有地位。而结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历史，也是要通过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才能实现。

就在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还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提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精神枷锁比想象的要牢固和难破得多。胡耀邦不同意中央文件中所称“四人帮”是“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的问题。他问周叔莲：“你还有更多的打算吗？有更大的勇气吗？”哪里是问给一个人的，而是向理论工作者的提问。正在推动打破精神枷锁和组织枷锁的胡耀邦，此时希望和需要肯定的答复。

二

那些年，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三个人的名字常常连在一起，是高产作家。他们同为复旦大学经济系同学，1953年毕业，周叔莲和吴敬琏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汪海波去了人民出版社做编辑。“文革”后期，经济所的周叔莲、吴家骏、林森木等研究人员被借调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研究组研究工业化、经济效果、基本建设问题，研究组由建委主任谷牧（1914-2009）领导。到了建委的周叔莲有一个优势，可以接触实际，了解经济情况。而此时的经济所还处于瘫痪状态。于是，他常常和吴敬琏、汪海波互通情况、讨论问题。所以“文革”一结束，他们就将酝酿了很久的思想，合作写出来。

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于光远组织的全国按劳分配会。光1977年，就开了3次。之所以由此破题，是因为它是当时最尖锐的经济政策问题，也是妨碍职工劳动积极性的最明显因素。就在1975年冬天发表的“毛主席最新指示”里，还有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都是“资产阶级权利”。在第一次按劳分配会上，周、吴、汪三人准备了两篇论文：一篇批“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左”，另一篇从正面讲应该恢复奖金制度。

周叔莲在建委参加过工人工资奖金的调查。连装水泥的袋子，可以回收5分钱，都被人专门用刀砍坏，不让它作为回收品。他起草了一篇《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经过吴敬琏修改，三人讨论，联合署名。这是一篇2万字的长文，被印成了16开本的册子。因为有上一次和胡耀邦的交往，1977年10月7日，周叔莲又把这篇文章通过建委的交换递给胡耀邦。10月18日，他收到胡耀邦的回信。第一页是红铅笔字：

“粗略地翻了一遍，你们敢于接触实际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感到很好，内容从总的方面说我也是赞同的，个别地方有点小意见，请酌。退周叔莲同志。”

再往下看，他在10多个地方用红铅笔画了道道，在一旁写上批语。比如：在第二部分讲计件工资处，他写：“全文四大标题很好，是供读者去讨论的口气，但文中有些论断和所引用的材料没有完全注意这种口气，建议有些地方压缩一点，留有余地。”在第三部分，肯定奖励制处：“听说今年七月大庆劳动局长在全国劳动工资会议上有篇发言，不赞成奖励制，理由也很多，并且很坚决。请你们注意研究。使你们的文章说服力更强。”文中，他们引用了一篇调查报告，是60年代初的《鞍钢工资形式历史资料》。在这里，胡耀邦写道：“调查报告说好处有些条，帽子很大，分析不够，使人感到说服力不强。”……周叔莲说：“虽然‘四人帮’组织的文章和观点混乱而牵强，没有逻辑，但是，对我们的批评文章，胡耀邦一再强调要有说服力，要实事求是，要以理服人。”

文章又做了修改，在10月底的第三次按劳分配会上，由吴敬琏作为代表发言。而全文则发表在1977年12月5日和12日的《光明日报》上。这成为为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的第一篇重头文章。

接下来，有了奖金，有了计件工资，按劳分配，中国迎来了一个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高涨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