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1979年开始，中国曾经有过持续一年半的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是，在30年前，它不仅是问题，连澄清这个问题都十分困难。不要以为这样的讨论微不足道，如果历史没有迈过这个坎儿，没有形成基本共识，改革的启动是不可想象的。

1977年7月到1978年8月。于光远领导的计委经济所组织了一批人去大庆作调查，写出一本《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主编是于光远，副主编是马洪、孙尚清、周叔莲。周叔莲在那里结识了马洪，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此时的马洪还没有解放，而调查尚未结束，他就被任命为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也被他要去做了副所长。其间有这样一个插曲。起初，于光远和调查组的人受到大庆人的尊敬和客气地接待。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他们对属于大庆精神一部分的“干打垒”，先生产、后生活，提出质疑，认为不应当只顾生产不顾生活，要摆好生产和生活的关系。有些人对此不满，甚至开始批判于光远。然而，这只是全国大讨论的一个缩影和序曲。

1979年初，《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胡耀邦对此提了几点意见，强调要关心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党校理论研究室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以特约评论员名义于10月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提出：“必须生产生活一齐抓。”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随后，《光明日报》全文转载。10月25日，社科院经济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开这个会是于光远的主意，他和董辅礽商量，并由董辅礽主持的。会上，于光远明确提出要展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座谈会的消息在《人民日报》报道后，在全国20多个省市做出积极回应。不过，也有不少人反对否定“先生产、后生活”。党内一些高级领导也不同意继续展开讨论。胡耀邦只得被迫叫停。面对《人民日报》受到指责，胡耀邦和报社领导谈话时，曾激动地站起来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都是我负责和指导的，一切由我负责。

时间到了1981年。有一天，马洪布置周叔莲写一篇关于生产目的的文章。周叔莲还是与吴敬琏、汪海波合作。文章写好后，并没有署名马洪，而是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1981年第14期《红旗》杂志上，题目叫《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使命》。得到稿费后，周叔莲去马洪在三里河的家，将稿费一分为二，给马洪一半，自己留下一半准备三个人再分。没想到，随后马洪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并把稿费寄去。周叔莲这才明白，原来这篇文章又是胡耀邦的意思。

回过头看，历史的面貌终于呈现出来了。1977-1981年，胡耀邦从中央党校副校长到中组部部长，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直至总书记；而周叔莲只是一位平凡的经济学工作者。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他们竟这样汇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互动呢？一是领导人有强烈的需求，他们愿学习、肯学习、能学习、会学习，有对知识的渴望。胡耀邦并没有受过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而他的知识之渊博，历史意识之强烈，把握改革方向之准确，行动之果敢，后人谁能否认？他还有感情、有激情，流露和跳跃于字里行间；二是有整整一代像周叔莲，还有马洪、孙尚清、吴敬琏、汪海波这样的人，同样有激情，有责任感；三是在残破、僵化的体制中有缝隙，在政府系统，在党的系统，在科研机构，在彼此之间，官僚主义还没有凝固成铁板，还有上下穿透力，能左右互动。很大程度上，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种绝响。很难再见到这样完美的、亲切的、有效率的、对历史有深刻影响的互动了。

胡耀邦曾跟秘书说：“将来我们要写一本书，名字就叫《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今年80岁的周叔莲讲起往事来，一再说，“胡耀邦这个人，真不简单！”语气中所包含的远远大于“真不简单”四个字。如今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简直就是一座座大山，一座座长城。回归每一个常识都要费多大的劲儿啊！

附 记

1985年我进入社科院工经所时，周叔莲是所长。先前他已经当了6年副所长，辅佐马洪和蒋一苇两位所长。记得身着蓝制服、脚穿黑布鞋的周老师和高大的穿皮鞋的科研处处长丁世昌一起到研究生院来看望我们，同学们禁不住开玩笑说：不知谁是给谁提包儿的。周老师有浓重的江苏溧阳口音，音调直，说话爱皱眉头，似乎不好接近。然而，时间越久，越感觉他亲切。如今，满头白发的周老师愈发地有风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