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1940-1960）

他们的主体是老三届，受教育于50和60年代，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过“文化大革命”，又经历过务农、做工、当兵，对中国社会有深入体察。70年代末，他们重新获得受教育机会，投入改革洪流。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以30岁左右的年纪，切入改革核心问题，参与和影响了既理想又务实的中国改革，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脚踏实地的农发组

农发组把最基层的实践和创造，成绩和问题，与高层决策、“红头文件”联系在了一起，人人是笔杆子，个个杰出，它更像一所没有围墙

的大学，展开着崭新的“上山下乡”运动。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2008年11月23日，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给杜润生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

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农户只有使用权，实行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适度分离、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是公有制经济，并没有改变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坚持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核心是一个“包”字，因此在实践中人们常称之为“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所谓“包产到户”是指分配功能仍由集体行使，农民收获后将产品全部或部分交给集体，由集体根据承包任务完成情况分配；而“包干到户”则是指农民只需完成上交任务，其余产品都归自己支配，按照群众的说法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随着颁奖结果呈现给公众的，是理论提出者及其主要贡献：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杜润生、郭崇毅、张广友、吴象、陆子修、陆学艺、吴庭美、王郁昭、周诚、余国耀，等等。对于主要贡献者中的农发组，媒体是这样介绍的：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较早从正面论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发表的关于包产到户的重要论文和研究报告主要有：

王贵宸、魏道南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1980年1月）；

王贵宸、魏道南、陈一谘的《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1980年8月）》；

陈一谘的《为什么经济水平较高的水阳公社也搞了“包产到户”？》（1980年8月）；

王贵宸、魏道南的《论包产到户》（1980年9月）；

杨勋的《论包产到户--一个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1980年7月）；

杨勋的《怎样看待包干到户--安徽滁县地区农村调查》（1981）；

王小强、周其仁的《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1981年3月）；

陈一谘等的《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双包到户”后的滁县地区农村经济调查》等（1982年4月）。

同时他们还主持完成了《包产到户资料选（一）（二）》（1981年4月）的编辑工作，收入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理论论文、历史资料和调查报告100多篇。这些论文和研究报告对于探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宣传介绍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推动包产到户在农村的发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创新奖每年或两年评选一次，每次只奖励一个经过长时间实践检验的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时隔近30年，农发组的“农民党”，早就进城了，青年变成了“老头儿”，他们当年的支持者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者，甚至已经作古。而由此展开的历史画卷实在是波澜壮阔。

不约而同

“文革”之后的中国，仿佛宇宙大爆炸的时代，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聚集，不同的聚集有不同的表达。文学有《伤痕》，美术有星星画展，诗歌有《今天》，戏剧有《于无声处》，政治有西单民主墙……

在北京，有一批上山下乡回城青年，热衷于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新学、农村、改革，着眼于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这里有从河南回来的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从陕西回来的王岐山等，从山西回来的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等，从内蒙古回来的翁永曦、张木生、白南生等，从东北回来的朱嘉明、陈锡文、周其仁等。他们的联系早在“文革”时期就开始编织了。以王小鲁为例，还在山西汾阳插队时，就认识了江北辰；后来江北辰上了北京经济学院，引来了同学杨冠三等；通过李捷男，他认识了黄江南；黄江南读了社科院研究生后又介绍了同学朱嘉明；1978年与王小强同时进社科院写作组，后来编辑《未定稿》，源于李银河向父亲林韦的推荐；而王小强身后是一批河南的朋友；周其仁向《未定稿》投稿，王小强约他来编辑部面谈；而周其仁又和朱嘉明同在东北兵团四师；人大79级工经系的研究生罗小朋把同宿舍的崔鹤鸣拉了进来；而周其仁、白南风、杜鹰是人大78级同班同学……就这样，像织布，有经线纬线，穿梭来去，这一根牵着那一根；也像火，东一点，西一点，星星之火聚成堆，这一堆连上那一堆。他们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风来雨去地聚会，纵横捭阖，豪情万丈。

据说，最早一次较多人的聚会是在翁永曦所在的《中国农民报》办公室，东单西总布胡同。时间是1979年冬。生着炉子，他给大家买了花生、瓜子，里外屋，40来人挤着。那天，翁永曦的口才给人印象颇深。散去时，大家都意犹未尽。黄江南和朱嘉明便自告奋勇，请到我们研究生院来。其实研究生院没有校舍，借用的是北师大的板房。那是个星期天，他们声称要复习功课，从学校拿到了钥匙。四面八方的人拥在板房教室里。然后是第三次，不知是谁借到了车公庄市委党校礼堂，有一二千人。这些会，只有议题，没人知道怎么开。定个时间、地点，大家口口相传。他们素昧平生，一举手一投足，就瞬间认同，就拍肩膀，就是哥们儿，就有共同语言。他们大多20多岁，身上的“小资”早就被摧毁了，见面就谈国家大事。有3个聚集的主体：一是社科院，像《未定稿》、研究生院；二是农口，像《中国农民报》、农委；三是大学，像人大、北大。渐渐地，青年们形成了不同组合。其中，由松散到固定组织的只有农发组。他们一鸣惊人。

在青年之中的灵魂人物是两位出生于1940年代的老大学生。一个是何维凌，他毕业于北大技术物理系，“文革”期间与同学胡定国合写“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先关押在半步桥，后到清河农场劳改。周培源当北大校长后，安排他为化学系教师。另一个是陈一谘，社科院农经所研究人员，曾是北大物理系和中文系学生，1959年因写万言书向党中央进言，被康生点名思想反动，没有按时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农村，在确山地区当公社书记。

罗小朋（1947年生）也是老大学生。此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1970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他自愿去河南农村插队。而自愿去农村插队的还有一位，叫张木生（1948年生）。早在“文革”前的1965年，没有上山下乡运动之前，他从人大附中初三毕业，就去了内蒙古插队。在20岁那年，写下了3万字的《农民问题再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