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起来

1979年，人民公社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撼动。因为头年大旱，安徽山南区自发包产到户的比例达到77%，结果是夏粮比上年增长265%，国家征购增长5.7倍。可是，县委却要求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产量增了，说错了；减产了，反而说大方向正确。这是什么理论？从中央到地方，有人挑战，有人铤而走险，有人支持，有人害怕，有人反对。这年夏天，社科院的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去安徽农村调查，写了一篇《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陆学艺（1933年生）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从高中时代就立志成为农业经济学家。又过了一年，1980年6-7月，国家农委组织了十几个省的调查。这时，大约20%的生产队都采用了包产到户。虽然增产增收，可还是议论纷纷。最要命的反对是说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是方向性错误。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吴象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的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反映了当时的交锋。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这样才能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来到平坦原野，沿着金光灿烂的阳关大道前进。”

就在这时，农发组横空出世。它1980年9月开始组建，1981年2月成立。至关重要的人物有三位。

首要的一位是陈一谘。1980年4-7月，他对安徽农村做了深入调查，回北京后向领导部门作了汇报，并在北京农业经济学会做报告，写出《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他写道：“在调查中，几乎处处遇到以下三个有关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一是如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和我们处于什么阶段的问题；二是公有化的条件和实现过程以及按劳分配的问题；三是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和实现以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几个重大问题不弄清楚，今后我们难免还会犯‘左’的错误。”陈一谘认为：我们应该有理论勇气，探索未知，学问不在书本中，而在精巧的大自然中。

另一位是王耕今（1911-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早在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就调查减租减息，是山东省委调研室研究人员，薛暮桥的部下。还有一位是杨勋（1932年生），北大经济系农经老师，“文革”期间曾入狱两年。是何维凌，将陈一谘介绍给杨勋。

1980年9月，陈一谘约杨勋去王耕今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的家，同去的还有农经所室主任王贵辰。陈一谘提出由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杨勋对此反响热烈，愿意全力以赴。她建议组织教师和学生利用暑假搞调查，王耕今也热情支持。就在王耕今家的餐桌上，农发组的蓝图被描画出来了。他们知道，此时，那些对农村有深刻关怀的青年，学了新知识，经过思想交锋，已经蓄积了能量，跃跃欲试。

就这样，农发组的故事开始了。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真是个好名字，不知是谁起的。“发展”是一个新词儿，据说是何维凌翻译过来的。

就在9月，筹备小组写出了一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计划的总体构想》，参加写作和讨论的有陈一谘、何维凌、邓英淘、白若冰、孟繁华、王小鲁、赵小冬、谢扬、江北辰等。他们从世界经济趋势、中国经济改革的需要、农村经济研究的现状以及完成研究任务的条件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宣称这是“一批插过队、有头脑、有才干的‘志愿兵’，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他们设想研究人员以中青年为主，自愿参加。并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有不谋私利的献身精神；第二，有优良的政治和学术品质；第三，有独立研究和工作能力。他们管这三条叫“积极正派有能力。”此外，还别具一格地加了一条注意事项：“不急不怠，人人动脑；不干则已，干则必成。”在《构想》的结尾，他们写道：“希望大家拿出布尔巴基学派‘推倒重来’的精神，对我们的研究进行科学的设计。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而我们都必须服从真理。”好一个掷地有声、决一死战的劲头儿！

10月份，他们设计出了组织架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联络有关人员组成研究组。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日报等单位30余人。主持协调的是由王耕今、杨勋、陈一谘等7人组成的执行小组。农发组下面设理论历史组、方法组、秘书组、现状组等。他们发明创造的合约是，在农经所和农发组之间，建立一个甲方乙方关系，由农经所委托课题，并拨经费给农发组用。而这个经费其实是上面给的专款。这个上面可能是书记处研究室，也可能是农委等。

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杨勋为农发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办了30个借书证。1980年冬，他们遍访农业专家。为了筹集研究经费，还去了邓力群家。邓力群（1915年生）是又一位关键人物，时任社科院副院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那天，邓力群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叫到家中商讨，当即决定拨给农发组2万元。在那个年代，2万是个了不得的钱。对于农发组的成立，为农发组争取合法地位，推动和支持青年研究农村发展问题，邓力群的功劳无可替代。

此后，农发组在未名湖后湖的北大二招楼上租了一间办公室，由贵州来的孙方明值班。孙方明是因为认识罗小朋而加入的。同学们在此学习讨论，常常激辩到深夜。杨勋有时从家里煮一锅面汤端来。她说：“那热情真像当年闹革命。”何维凌根据英文书为大家讲“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他把北大的单人宿舍拿出来给农发组用；连木樨地22号楼的家，也成了读书活动据点。方法组每周活动一次。邓英淘给组员讲过抽象代数。大家对新知识都充满了渴望。白南风在学校里已经旁听了外系的课，像离散数学、集合论、数理逻辑、拓扑、图论都学了一遍。

到了12月，现状组提交了一整套文件：《关于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表的初步设想》、《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查表式》、《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提纲》及《关于农村经济社会问题概略调查的意见》。参加设计的有陈一谘、何维凌、孟繁华、杜鹰、赵晓冬、谢扬、王文仲、白南生、秦其明、杨冠三、陈锡文、马苏元、周其仁、吴奇等。回看这些历史文件，让人感到，他们将要开展的大规模、有现代科学指导、经过总体设计的调查，接上了民国时期乡村调查的地气，构成了20世纪具有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的又一个创举。

1981年2月11日，农发组成立了。成立会在北大招待所召开。由王耕今主持，北大经济系主任胡代光也应邀参加。邓力群和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都出席，而且讲了很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