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讲：

“在座的同志中的绝大多数都插过队。插过队，现在进了城，还想到农村，是令人很高兴的事。中国10亿人口，其中有8亿农民，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好像是个常识，但是对这种国情真正认识清楚，并且由此出发去看问题、想问题的人，实在还不很多。你们当过农民，现在还想把自己的学识、能力用于农村的发展，拿你们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这项事业要有一种献身精神。

……

我们把8亿农民的事情真正搞好了，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将有伟大的意义。为了这个事业，是值得把全部精力、全部生命贡献出去的，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的。

……

你们最近很勤恳，这是很好的。但也不是3年5年、甚至10年8年就能做到的，而是必须一辈子坚持下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一定要虚怀若谷。要坚定地相信，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人民。……善于思维，善于抽象，两件都不容易，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归根到底，你们是有希望的。说得再乐观一点，在我去见马克思之前，可以看见从你们中间出现一批全心全意为八亿农民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农业经济学家。我再活10年吧，像你们这股劲干下去，10年就可以成为有学问的人。”

杜润生讲：

“我来的主要目的，是表示农委对青年同志中有志于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同志的支持。

……

我这个支持决不是客气话，而是出于对事业利益的考虑。这是我们事业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

……研究工作不能怕犯错误。害怕被否定，就要自己先否定，要人家拍板，就要自己先不拍板。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搞好的。中国有丰富的经验，世界也有许多好经验。你们还年轻，而且都有一定的基础。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在工作中，如果有困难，需要我们支持的，我们一定随时尽力支持。

许多同志下过乡，和农民有阶级感情，阶级感情是我们办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它激励我们去发现真理。

同志们，8亿农民期待着你们！”

充满激情而语重心长。他们用理想、使命、责任，点燃青年心中的火。

言者是谁？听者又是谁？王小强这样记载：“说是‘大会’，不过三四十个回城知青，一群‘蓝蚂蚁’白丁。论官阶，除了陈一谘当过公社书记，连比科长还小的股长都没有一个；论学历，除了罗小朋考上研究生，最高不过大学本科在读。当时，邓力群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杜润生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十年‘文革’落幕不久，很多人心有余悸。党中央核心智囊高官亲自出马，大张旗鼓，支持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而两位高官和青年们的渊源何来呢？原来，邓英淘是邓力群之子，杜润生与张木生、白若冰的父辈是老交情。

两个月后，4月份，农发组的第一个成果出来了，是《包产到户资料选（一）（二）》。第一册是理论和历史资料，第二册是调查报告，时间跨度从1950年代至1980年。

再下农村

农发组，虽然叫“组”，却是通“天”的，有尚方宝剑。在我们的记忆里，用“组”影响历史的大概还有一个，就是“文革小组”。

邓力群派书记处研究室吴象负责联络农发组，并允许农发组以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到全国各地调查。他们把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选在了最早开始包产到户试点的安徽滁县。

调查组兵分三路，一路为专题组，分别下队蹲点，如大塘、小塘等，有陈锡文、杨冠三、梁晓东等；一路是综合组，有邓英淘、王小强、周其仁、杨勋、陈一谘等；一路是流通组，调查供销社和产品销售系统，有白若冰、王子平等。地委书记王郁昭热情接待和配合。安徽的夏天特热，别人躲避不及，只有农发组前往，因为这些大学生只有假期可以利用。白天走访，晚上写材料。大家对安徽农村的蚊子都印象很深。有趣的是，他们说，虽然物资匮乏，可是抹上从北京带去的避蚊油还挺管用。

回到北京，很快就写出了一组报告：综合报告《“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陈一谘、孙方明执笔，参加者：王小强、邓英淘、白南生、张木生、白南风、周其仁）、专题报告（一）《“双包到户”后的粮食生产前景问题》（邓英淘、张阿妹）、专题报告（二）《“双包到户”后农村社会的贫富问题》（白南风、邓永思）、专题报告（三）《“双包到户”后的劳动力和资金变动趋势》（白南生、徐宽、赵明宇）、专题报告（四）《“双包到户”后的协作与联合问题》（张木生、杜鹰、谢扬）、专题报告（五）《“双包到户”后农村基层单位经济职能的变化和公社体制改革》（周其仁、王小强）、专题报告（六）《怎样看待包干到户》（杨勋、孙方明）。此外，还有陈锡文、马苏元、杨冠三、梁晓东等做的典型调查。白南风的贫富问题调查报告里有很多图表。他说，那时候不懂基尼系数，很幼稚，只会用直方图。可是，那是多么认真详细的报告。放在今天任何一位大学三年级学生身上，都不可想象。

农发组的滁县调查报告被送到了高层领导手上。国务院总理批示：“这个报告把农村‘包产到户’以后的情况讲得一清二楚。建议各省委书记、省长一阅。”胡耀邦说：“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理专门谈到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并以农发组为例，要求各部门从有过下乡经历、又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选出500人来参加工作。农发组为1981年冬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资料，紧接着参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文件，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包产到户合法了！从此，农发组持续地参与中国农村改革大政方针的酝酿和文件起草，直到第5个“一号文件”。

北大77级地质系学生宋国青提出，改革统购统销的方向是用征收货币税替代强制低价收购，用市价收购农产品。可是他的研究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农发组的人读到他的文章后非常认同，一方面吸收他为成员，一方面把他的建议提交给高层政策制定者。杜润生支持他们试验。他给河北省省长高扬打电话。高扬也表示欢迎年轻人来搞改革试验。1984年春，由罗小朋作为试点小组负责人，在石家庄地区的藁城和邢台地区的宁晋两县开始了试验。在藁城，试验一个比较稳妥的“差价税”方案；在宁晋，则大胆地做自由价格改革试验。他们还设计发行地方货币，用流通券减少因价格自由化带来的地区间收入转移。最后，虽因形势变化而作罢，但它是一段多么富有创意和激动人心的试验啊！

1984年，一些人把目光投向了贫困地区。这年初，王小强、孙方明、陈锡文、高山、王小鲁、白南风去贵州，完成了《贵州农村调查报告》；此后，王小强、白南风又进行了4个月西藏地区调查。这些成果，被写进了他们合作的《富饶的贫困》一书，这是“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种。在序言中写道：“落后地区的放大或许就是落后的中国；落后地区开发的问题，或许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对落后地区开发的理论概括，或许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同样的现实意义。”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他们揭示了在今天看来最为重要的资源问题，还有人的问题。这不禁让后来的人们陷入深深地沉思：中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个松绑，就松出商品经济的歌舞声平。只要‘思想解放’，改革，竟是如此轻而易举。……‘松绑’焕发出的巨大生产积极性，3年时间毁坏森林113.41万亩，被人称之为第三次大破坏。是讽刺吗？是对那些把改革简单归结为‘松绑’的轻飘见解的讽刺；是对那些小看落后地区开发研究之理论意义，以为照搬西方商品经济模式即能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简单认识的讽刺。”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哪是写出来的，根本就是倾泻而出。没有端着架子、故弄玄虚的隔靴搔痒，而是直面真问题的纯粹。

在大约3年时间里，农发组为调查走遍了安徽、甘肃、四川、贵州、江苏、上海、广西、福建、江西、浙江、广东、云南、辽宁、山西、宁夏、河南、河北、山东、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西藏等省、市、自治区，1982年春在广西梧州地区对开发山区问题的调查，同年秋冬在江西吉安地区对区域经济和全局改革的关联问题的调查，都是系统而综合的内容。1984年，农发组出版的《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是一次理论尝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是：“在求实精神的火焰中完成理论经济学的变革”。这样热情张扬的词句，简直就是农发所的风格！文如其人。读下去，像是听他们演讲：“包产到户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大是大非的前提没解决，你讨论它如何运行，岂不是颠倒了问题的顺序？但这偏偏是生活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