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天立地

1982年，77、78级的大学生毕业了。在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的帮助下，农发组得到了几十个编制。他们一毕业，就进入社科院农经所。农发组相当于农经所的一个研究室，有间办公室。不过，那里只留一个人值班，真正的上班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原中联部伍修权公馆。前院有假山，后院是农发组的基地。有人说：“假如我们毕业后去国家计委，只能大清早上班先给大家打开水。人家写好文章，我们得跑腿打印、校对、折片子、装订。”他们对工作单位的选择是：第一，不定时坐班；第二，大门口无岗哨；第三，经费独立。

农发组把最基层的实践和创造，成绩和问题，与高层决策、“红头文件”联系在了一起，人人是笔杆子，个个杰出，在农村改革的实践和理论上，不断推进、深入。它更像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展开着崭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大约200余位大学生、研究生曾经参与过农发组的调研。在说人民公社好、谁又敢说人民公社坏的“两个凡是”余威还在的年代，他们挑战了金口玉言。而包产到户自身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因为农发组，扩张为冲垮旧制度的一支力量。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发端于民间，又顶天立地。顶着高层决策者的支持；立足于农村的土地。这里没有权威，没有迷信，没有什么非要固守不可颠覆的秩序。当理论界的主流正在为拨乱反正讨论着名词概念术语时，他们跑远了，冲到前面去了。不唯书，不唯上。虽熟读马列，学过西方经济学，但是，深知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于是，他们用自己的脚，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综合，来创造；信奉实践出真知，中国农村的理论要到农民那里去找。他们与上至党中央书记、省委书记，下至农民打交道，一律平等。其实，一切始于真诚和朴实的动机。罗小朋说：“当时就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我们都知道中国农村有多苦，我们能否用自己的智慧帮助改变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是立了志的，我们跟当时的领导说我们不去做官不去搞别的，就是立志要改变农村的面貌。”他还问过一个深刻的问题，“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然间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小人物的天分吗？”农发组的作用好像一座桥，过桥的人有地方和中央领导，有农民和干部，有官员和理论家。借助这座桥，他们相会，从而得以沟通，估量风险和可靠性。党内的改革者，需要借力，农发组就成了所借之力。这批有理想、有创造力、有勇气、不恐惧、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人，在一个充满理想和浪漫的天空，自然风雷激荡。

1984年莫干山会后，农发组成员去往两个方向：一个是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一个是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村发展研究所。

附 记

怎么说，农发组都是个异数。何维凌说：“这是一个成功的自发的自组织过程。”这位创始者已经过世18年了。其他人呢，他们都在哪儿？有人主掌中国农业当局，有人成教授，有人做研究，有人退休在家，有人海外漂泊。有人偏左，有人向右……多么希望有一天，农发组的人再聚，兄弟情义，一个都不少，如同当年从农村回到北京那样。也多么希望有一天，我能把农发组的故事完整地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