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后，人们将玉片用金属丝编缀而成玉衣，穿在死者身上。
　　
　　解放后已有十件以上的玉衣出土，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山王刘胜所穿的玉衣。据文献记载，皇帝穿金缕玉衣，诸侯王穿银缕玉衣。
　　
　　编缀玉片时，只有皇帝才能用金丝，而其他人只能用银丝。因此中山王的玉衣本应使用银缕，而出土之物却是与皇帝同等规格的金缕玉衣。中山王卒于公元前113年，当时的皇帝是其同父异母的弟弟汉武帝。中山王夫妇同葬一墓，两人穿的都是金缕玉衣。
　　
　　皇帝的兄弟看来享受了与皇帝同等的待遇。这位中山王热衷于生儿育女，据说他的儿子多达一百二十人。《三国志》里的刘备自称是中山王之后，而他出生于中山王死后的二百七十多年之后，不管他属于中山王一百二十个儿子中的哪一支，似乎都说不上有多么稀奇。
　　
　　宠臣死后也会获赐玉衣，例如霍光。虽然不可能是金缕玉衣，但却有可能是东园的专供品。东园是汉代专为宫廷制造丧葬器物的机构。
　　
　　西汉第十三代皇帝汉哀帝于公元前6年即位，公元前1年卒，年仅二十六岁。他因同性恋而出名，喜爱美少年董贤。相传有一天两人午睡，哀帝先醒来，正要起身，却发现董贤枕着自己的衣袖，睡得正酣。哀帝不忍惊扰，割断了袖子方才起床。从此，后人就将同性恋称为“断袖”。
　　
　　哀帝生前就在自己的陵墓旁为董贤建造了墓地，并赐予“东园秘器，珠襦玉柙”。玉衣分成上下两部分，上衣为襦，下部为柙。
　　
　　哀帝先去世，太后（哀帝之妻）以“侍奉不恭”为由弹劾董贤，让董贤与其妻（董贤已婚）一同自尽。
　　
　　因丧葬用品原已备好，董贤的父亲急忙埋葬了董贤，却因坟墓僭上再遭弹劾，同时由于下葬太快引人生疑，有人指称董贤其实还活着。后来他的坟墓被人掘开，身上穿的皇帝生前所赐的玉衣也被剥下，一世美少年最终衣不遮体地被草草埋葬。
　　
　　由于哀帝把所有一切都奉献给了“爱人同志”，被人批为“国家为空虚”。
　　
　　董家的全部财产被变卖，共计得钱四十三亿。至于曾一度陪葬的玉衣是否一并卖掉，并没有留下记录。玉衣是专门根据各人的体型度身定做的，换了人就不能穿了。恐怕只能将玉衣拆成玉片出卖。据载，中山王的玉衣共有玉片两千四百九十八片。
　　
　　玉衣也会赐赠给外夷的王室。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
　　
　　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
　　
　　夫余国在今天长春、哈尔滨一带（不同于百济的扶余）。玉衣无法马上就做好，因此要提前制作，并存放在临近夫余国的玄菟郡。一旦夫余国的国王去世，就可告知他们玉衣已备好，可以来取走。
　　
　　这种玉衣制度只延续到东汉。除了玉衣制度以外，厚葬之风在东汉也基本上结束了。
　　
　　厚葬制度在三国时代告终，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当时出现了曹操等一批现实主义者。在曹操的军队中，设置有发丘中郎将（掘墓将军）、摸金校尉（探找黄金的军官）等职衔。
　　
　　一旦军费紧缺，这些人就公然盗掘陵墓，毫不客气地以皇陵、富豪之墓为目标。陪葬有许多值钱东西的棺材被撬开，遗骸被拖出抛弃在外。看多了这些情形，他们就会觉得厚葬实在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用金银财宝陪葬，就免不了被人盗墓，落得尸骨抛野的凄惨下场。既然这样，就应当改用瓦器陪葬。魏文帝曹丕（曹操之子）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
　　
　　除此之外，曹丕还将玉衣制度斥为愚俗而严令禁止。此言不假，穿玉衣下葬倒真是一种愚蠢的习俗。自此以后，金缕玉衣和银缕玉衣再也没有出现过。
　　
　　从这个时代起，很多墓室便采用壁画作为装饰。题材多为墓主人携部下一同出游的情景。敦煌的有些壁画也继承了这种传统。敦煌壁画第156窟中的《张议潮出行图》是9世纪下半叶的作品，它并不是佛教壁画，而可以说是与上述传统一脉相传的画作。
　　
　　敦煌建造石窟寺的时间是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即366年。但是初期的作品并没有保存下来。
　　
　　敦煌壁画应该与敦煌以前魏晋时代的壁画有所联系。我们通过鉴赏魏晋壁画，也许可以追寻到人们内心中对美的憧憬和追求所形成的一条精妙完整的演变轨迹。
　　
　　魏晋墓的壁画、画像石和彩画砖大多以被葬者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大概是希冀到了另一个世界以后，也能过上同样的生活吧。
　　
　　从敦煌回来的路上，我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看到了迁移到博物馆内的魏晋墓。对此我在别的文章中另有介绍。1985年再去参观的时候，发现增加了五胡十六国墓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