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想收李敖做徒弟
李敖是海内外最受争议的人物。三十多年来，人们对他千夫所指，他对人们横眉冷对，唯独对胡适十分崇拜。上初中时，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胡适文存》，读来如痴如醉，从此胡适成了他心中的偶像。1952年10月1日，十七岁的李敖在台中给胡适发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1954年，还在上高中的李敖写了一篇论《胡适文存》的文章，迟至1957年3月1日才在《自由中国》刊出。从读到李敖在中学时写给他的信起，胡适就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这次读了李敖的评文，胡适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印象。发表此文的雷震还专门写信给胡适，要他特别注意李敖这位后起之秀。
1958年4月，从美国回来的胡适约李敖到钱思亮家，在谈话中胡适十分赞赏李敖治学的勤奋，称自己忘了的著作李敖居然能“找得到”，“你简直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除这次长谈外，胡适还在台大和“中央研究院”等处和李敖小谈过三次，并写过三封信给李敖。其中一封写于1961年10月7日，给“三条裤子都进了当铺”的李敖送上一千元支票。李敖收到后，深受感动。胡适原本是李敖父亲的老师，虽然李父当时不是拔尖人才，胡适已记不起他的模样。胡适对李敖的赏识，主要是看中李文不同凡响的才气，凭他的眼力就可知道李敖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台大学生。李敖选择在双十节那天给胡适回了一封长信，从自己的生平谈起，一直谈到自己在受胡适思想影响后，如何进入新的境界。
李、胡这时期打得火热，与胡适有意收其做弟子有关。1990年11月24日，李敖在《胡适与我·自序》中，引胡适给赵元任信中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接着又说：“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他，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这里讲的“士”，即徒弟。显然胡适求贤心切，十分看中李敖的才华。李敖也不辜负胡适的一片好意，花了许多精力和金钱去研究胡适。他当时发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扬胡适。
李敖并非想高攀胡适，这纯粹是出自一位刚步入学界的青年对学术大师的尊敬和热爱。在胡适“保守的自由主义”影响下，李敖憎恨“暴力”和“以暴易暴”，主张“淑世的改良主义”和“和平而渐进的转移式改革”，并自称“不见谅于急进者的勇迈”。李敖在中西文化大论战中发表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也在替胡适鸣不平，并对反胡言论一一加以批驳。这时期的李敖确像外界有人说的是“胡适迷”。李敖在给胡适的信中亦坦然承认，是胡适使他“在迷乱里，放弃了旧有的道路”，再加上李敖的西化论从思想内容到文字运用与胡适均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开始论战时便有人骂李敖在做“胡适的鹦鹉”，是专吃胡适饭的，只会写胡适的文章，拍他的马屁，另还有人认为李敖所发起的中西文化论战，其幕后策划者为胡适。
李敖虽然崇敬胡适，承继了胡适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并给胡适的历史地位作过最充分和最崇高的评价，但李敖的远大目标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傲骨狂思的性格还是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均与胡适有许多相异之处。如胡适生性温和，讲话婉转含蓄，而李敖追求的却是率真与痛快，只要是他认为错误的东西，均六亲不认加以激烈的抨击再抨击。胡适做学术研究与从政时不同，讲究“小心求证”，不喜欢把学术问题与政治扯在一起，而李敖研究学术的目的完全在于政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最感兴趣的是现实政治问题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基于这一点，他十分不满胡适“老是卖老货”，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看不惯。
对胡适研究较透的人如徐高阮，早就指出李敖的西化论不是出自胡适，而是受“全盘否定主义者”陈序经的影响。尤其是李敖受国民党的封杀、压迫和蹲大牢后，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对蒋介石藕断丝连，对官方温情脉脉，而是和国民党水火不容，因而他后来不再相信“淑世的改良主义”可争取到自由民主，反过来认为国民党是一头“毫无诚意”的“老虎”，一头绝不能与之谋皮的“老虎”，只有实行“精英抗暴”和“甘地式抗暴”，才能争取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基于这点，李敖声明：“我的父亲是他（胡适）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1960年1月12日，李敖在给启庆的信中表示了他“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的情绪，评价胡适，“简直可说失去他做思想家的地位了！世上不该有像他这样不进步的思想家”。他开始后悔过去写的那些过分赞扬胡适的文章，厌恶别人再把他和胡适深深地扯在一起，以至一听人家说李敖是胡适的信徒，他就恼火。
李敖由过去对胡适的“捧”到后来对他强烈不满，都不是作假，而是出于心平气和的“静观”结果。李敖要做热情、叛逆、勇敢的“战士”，而不愿做胡适那种钻故纸堆，“整天所卖的竟是一些‘饾饤琐碎’的旧货与霉货”的“院士”。“胡适之”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是属于“李敖之”这种愤世嫉俗的“厌世家”的另一个时代了。
未能魂归故里的遗憾
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往南港主持研究院院士会议，由于过度兴奋和激动，在酒会刚结束时便仰身倒下，后脑先碰着桌沿，紧接着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板上，从此再没醒过来。
事后，国民党官方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一百零三人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还亲自为胡适写了一副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蒋介石这一挽联是对胡适的生平和思想的极好写照。在普通人看来，胡适“戴博士帽，结旧式婚”就是遵从旧道德的表现。以他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整天泡在麻将里的旧式女子结婚，生活习惯难免南辕北辙。胡适以讲笑话的方式曾说过要将古时的女子“三从四德”的“四得” 改为现今男子的“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这里无疑包含有胡适自己的人生体验。这大概就是蒋介石所说的“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一个细节。
3月2日，胡适的公祭典礼过后，参加大殓发行者竟达三十万人之众。《联合报》记者姚凤磐次日在《哀乐声里灵车过》中曾用生动的文字记载了这一盛况：
从昨天中午12时起，极乐殡仪馆门前人潮麇集，人们在胡适博士灵堂传出阵阵公祭的哀乐声中，静静地伫立街旁，默默地等待一个历史镜头的出现。胡适博士，这位将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一代学人，“他又快要出来了”，人们轻轻地念着。不过，这次他先睡在素茵白花的灵车里，再走一段人间的道路……到3点钟，路旁的人越聚越多，万头攒动的人群里，有人含悲饮泣，有人静默致哀。此时阴霾的天气顿时云散天开，阳光照耀在人们的眼中、身上。风，吹拂着灵堂内外的挽联，白幔翻飞，哀乐声摧，胡博士的遗体被抬上了载着他再回南港的灵车。随着胡博士灵车的启行，人群也动了起来，大家都想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从殡仪馆的门口到松江路这一段地方，约有五六万人壅塞道旁，出殡行列以一辆挂着“胡适之先生之丧”的素车开道，治丧会原来不打算用警车开道的，但结果由于人潮汹涌，途之为塞，仍请一辆警方新购的开道护卫车走在最前面……
黑压压的人群像海浪般地簇拥着灵车，孝子胡祖望捧着灵牌走在灵车前面，头披黑纱的胡夫人则由人扶着。她的哭声立即引起万人的共鸣，虽然人潮拥挤，但胡夫人所到之处，大家都很礼貌地让开。不过，钱思亮、毛子水这些想护灵车前行的人则被挤在人群中。钱思亮的眼镜差点被挤掉，毛子水则被挤得摔了一跤！……由灵车起步处迤逦到松江路口，几乎道旁每一寸土地都是凭吊胡博士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贫富，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沉重哀痛。那个景象，那种场面，使人不觉对一个伟人在身后所能引起真正的同声一哭，发出由衷的礼赞。然而，这不过是博士出殡感人场面的开始。（转引自杨沐喜：《胡适的海外生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本文的某些材料均引自此书，特此说明）
胡适的墓地设在“中央研究院”附近的草木葱绿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之墓”，为国民党元老、也是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碑文作者为毛子水，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
胡适的身后虽然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可他去世后除遗下几大箱书籍及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未完稿外，留下的遗产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胡适死不瞑目的是晚年未能回故乡安徽绩溪，不能重游大陆山河，以致生前看到台湾的自然景观，就会与人谈起故乡的景色，每逢台湾过端午、中秋，也会谈起大陆的人情风俗。为了弥补生前未回大陆的遗憾，他在遗嘱中有一条是说将自己留存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全部捐赠给他洒过多年辛勤汗水、也使他一举成名的北京大学。
参考文献
韩妙玄：《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5年。
董大中：《李敖评传》，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
杨沐喜：《胡适的海外生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
李敖是海内外最受争议的人物。三十多年来，人们对他千夫所指，他对人们横眉冷对，唯独对胡适十分崇拜。上初中时，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胡适文存》，读来如痴如醉，从此胡适成了他心中的偶像。1952年10月1日，十七岁的李敖在台中给胡适发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1954年，还在上高中的李敖写了一篇论《胡适文存》的文章，迟至1957年3月1日才在《自由中国》刊出。从读到李敖在中学时写给他的信起，胡适就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这次读了李敖的评文，胡适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印象。发表此文的雷震还专门写信给胡适，要他特别注意李敖这位后起之秀。
1958年4月，从美国回来的胡适约李敖到钱思亮家，在谈话中胡适十分赞赏李敖治学的勤奋，称自己忘了的著作李敖居然能“找得到”，“你简直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除这次长谈外，胡适还在台大和“中央研究院”等处和李敖小谈过三次，并写过三封信给李敖。其中一封写于1961年10月7日，给“三条裤子都进了当铺”的李敖送上一千元支票。李敖收到后，深受感动。胡适原本是李敖父亲的老师，虽然李父当时不是拔尖人才，胡适已记不起他的模样。胡适对李敖的赏识，主要是看中李文不同凡响的才气，凭他的眼力就可知道李敖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台大学生。李敖选择在双十节那天给胡适回了一封长信，从自己的生平谈起，一直谈到自己在受胡适思想影响后，如何进入新的境界。
李、胡这时期打得火热，与胡适有意收其做弟子有关。1990年11月24日，李敖在《胡适与我·自序》中，引胡适给赵元任信中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接着又说：“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他，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这里讲的“士”，即徒弟。显然胡适求贤心切，十分看中李敖的才华。李敖也不辜负胡适的一片好意，花了许多精力和金钱去研究胡适。他当时发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扬胡适。
李敖并非想高攀胡适，这纯粹是出自一位刚步入学界的青年对学术大师的尊敬和热爱。在胡适“保守的自由主义”影响下，李敖憎恨“暴力”和“以暴易暴”，主张“淑世的改良主义”和“和平而渐进的转移式改革”，并自称“不见谅于急进者的勇迈”。李敖在中西文化大论战中发表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也在替胡适鸣不平，并对反胡言论一一加以批驳。这时期的李敖确像外界有人说的是“胡适迷”。李敖在给胡适的信中亦坦然承认，是胡适使他“在迷乱里，放弃了旧有的道路”，再加上李敖的西化论从思想内容到文字运用与胡适均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开始论战时便有人骂李敖在做“胡适的鹦鹉”，是专吃胡适饭的，只会写胡适的文章，拍他的马屁，另还有人认为李敖所发起的中西文化论战，其幕后策划者为胡适。
李敖虽然崇敬胡适，承继了胡适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并给胡适的历史地位作过最充分和最崇高的评价，但李敖的远大目标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傲骨狂思的性格还是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均与胡适有许多相异之处。如胡适生性温和，讲话婉转含蓄，而李敖追求的却是率真与痛快，只要是他认为错误的东西，均六亲不认加以激烈的抨击再抨击。胡适做学术研究与从政时不同，讲究“小心求证”，不喜欢把学术问题与政治扯在一起，而李敖研究学术的目的完全在于政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最感兴趣的是现实政治问题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基于这一点，他十分不满胡适“老是卖老货”，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看不惯。
对胡适研究较透的人如徐高阮，早就指出李敖的西化论不是出自胡适，而是受“全盘否定主义者”陈序经的影响。尤其是李敖受国民党的封杀、压迫和蹲大牢后，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对蒋介石藕断丝连，对官方温情脉脉，而是和国民党水火不容，因而他后来不再相信“淑世的改良主义”可争取到自由民主，反过来认为国民党是一头“毫无诚意”的“老虎”，一头绝不能与之谋皮的“老虎”，只有实行“精英抗暴”和“甘地式抗暴”，才能争取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基于这点，李敖声明：“我的父亲是他（胡适）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1960年1月12日，李敖在给启庆的信中表示了他“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的情绪，评价胡适，“简直可说失去他做思想家的地位了！世上不该有像他这样不进步的思想家”。他开始后悔过去写的那些过分赞扬胡适的文章，厌恶别人再把他和胡适深深地扯在一起，以至一听人家说李敖是胡适的信徒，他就恼火。
李敖由过去对胡适的“捧”到后来对他强烈不满，都不是作假，而是出于心平气和的“静观”结果。李敖要做热情、叛逆、勇敢的“战士”，而不愿做胡适那种钻故纸堆，“整天所卖的竟是一些‘饾饤琐碎’的旧货与霉货”的“院士”。“胡适之”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是属于“李敖之”这种愤世嫉俗的“厌世家”的另一个时代了。
未能魂归故里的遗憾
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往南港主持研究院院士会议，由于过度兴奋和激动，在酒会刚结束时便仰身倒下，后脑先碰着桌沿，紧接着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板上，从此再没醒过来。
事后，国民党官方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一百零三人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还亲自为胡适写了一副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蒋介石这一挽联是对胡适的生平和思想的极好写照。在普通人看来，胡适“戴博士帽，结旧式婚”就是遵从旧道德的表现。以他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整天泡在麻将里的旧式女子结婚，生活习惯难免南辕北辙。胡适以讲笑话的方式曾说过要将古时的女子“三从四德”的“四得” 改为现今男子的“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这里无疑包含有胡适自己的人生体验。这大概就是蒋介石所说的“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一个细节。
3月2日，胡适的公祭典礼过后，参加大殓发行者竟达三十万人之众。《联合报》记者姚凤磐次日在《哀乐声里灵车过》中曾用生动的文字记载了这一盛况：
从昨天中午12时起，极乐殡仪馆门前人潮麇集，人们在胡适博士灵堂传出阵阵公祭的哀乐声中，静静地伫立街旁，默默地等待一个历史镜头的出现。胡适博士，这位将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一代学人，“他又快要出来了”，人们轻轻地念着。不过，这次他先睡在素茵白花的灵车里，再走一段人间的道路……到3点钟，路旁的人越聚越多，万头攒动的人群里，有人含悲饮泣，有人静默致哀。此时阴霾的天气顿时云散天开，阳光照耀在人们的眼中、身上。风，吹拂着灵堂内外的挽联，白幔翻飞，哀乐声摧，胡博士的遗体被抬上了载着他再回南港的灵车。随着胡博士灵车的启行，人群也动了起来，大家都想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从殡仪馆的门口到松江路这一段地方，约有五六万人壅塞道旁，出殡行列以一辆挂着“胡适之先生之丧”的素车开道，治丧会原来不打算用警车开道的，但结果由于人潮汹涌，途之为塞，仍请一辆警方新购的开道护卫车走在最前面……
黑压压的人群像海浪般地簇拥着灵车，孝子胡祖望捧着灵牌走在灵车前面，头披黑纱的胡夫人则由人扶着。她的哭声立即引起万人的共鸣，虽然人潮拥挤，但胡夫人所到之处，大家都很礼貌地让开。不过，钱思亮、毛子水这些想护灵车前行的人则被挤在人群中。钱思亮的眼镜差点被挤掉，毛子水则被挤得摔了一跤！……由灵车起步处迤逦到松江路口，几乎道旁每一寸土地都是凭吊胡博士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贫富，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沉重哀痛。那个景象，那种场面，使人不觉对一个伟人在身后所能引起真正的同声一哭，发出由衷的礼赞。然而，这不过是博士出殡感人场面的开始。（转引自杨沐喜：《胡适的海外生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本文的某些材料均引自此书，特此说明）
胡适的墓地设在“中央研究院”附近的草木葱绿的山坡上。墓碑上刻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之墓”，为国民党元老、也是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碑文作者为毛子水，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
胡适的身后虽然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可他去世后除遗下几大箱书籍及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未完稿外，留下的遗产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胡适死不瞑目的是晚年未能回故乡安徽绩溪，不能重游大陆山河，以致生前看到台湾的自然景观，就会与人谈起故乡的景色，每逢台湾过端午、中秋，也会谈起大陆的人情风俗。为了弥补生前未回大陆的遗憾，他在遗嘱中有一条是说将自己留存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全部捐赠给他洒过多年辛勤汗水、也使他一举成名的北京大学。
参考文献
韩妙玄：《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5年。
董大中：《李敖评传》，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
杨沐喜：《胡适的海外生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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