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代总说自己经历了中国社会巨大的阵痛浩劫，其实开放的十年，经济商品化的十年，那种震动和对个人影响的剧烈程度我觉得也是非常强烈的。怎么说呢，不能说因为物质越丰富这代人就会越幸福。我更加想关注的是在这样的变革中，是谁在付出成本，是什么样的人在付出成本。48

《站台》的背景设定于1979年到1991年，即从“文革”刚结束的日子到1989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它可以看做是《小武》的前篇。尽管两部电影在情节上没有连续性，但《小武》在很大程度上却可以看做是《站台》粗略描绘的历史年表和地形学的延伸。如果作为《小武》的前篇来解读，则《站台》表现了紧紧攫住了小武和他的朋友的社会病的根源和发展，然而《站台》也走得更远，为我们奉献了一首动人的交响诗，它是关于时间、变迁，以及潜藏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转折点上的创伤。

《站台》是一出史诗，不仅是就其表现的历史尺度以及电影中主角艰辛跋涉的自然区域而言，也与电影的长度有关。这是贾樟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单部电影，初剪的篇幅长达210分钟。贾樟柯最终剪掉了二十分钟，将一个190分钟长的版本送到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然而，大多数观众看到的是剪成了150分钟的版本，这是该片在国际上放映和发行DVD的时间长度，这也是导演偏爱的一个版本。49最终剪辑版和其他各个加长版本的主要差别在于，它去掉了一些进一步说明剧中人各种行为背后动机的许多场景（或场景的部分内容）。最终剪辑版因而关注的是总体的美学和电影语言，它显得更为微妙、更节制和更有难度。这些特定的情节细节，在篇幅更长的版本中得到了清晰的描述，但观看最终版则需要从现存的对白中提炼出更微妙的暗示，或者，在很多情况下，情节需要单纯从上下文中推断出来。其结果是不同的剪辑版本造成迥然不同的观影体验，而最初的版本更为密切地遵循着电影叙事的传统手法。贾樟柯在接受程青松和黄鸥的访谈时，曾经谈及最终剪辑版中采用的质朴无华的叙事手法：

在这么漫长的一个创作期间，不停地改，改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原来这个剧本里面的人情世故都是介绍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尹瑞娟这个女孩，她后来干吗了，为什么变成一个税务员，前因后果都有。但在实拍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我不想拍了，我觉得我叙事有一些问题，我就停掉。我觉得应该改，因为我觉得一个县城里头的女孩子，不管是女孩子也好，男孩子也好，她生命过程里面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情，谁都知道，而且也没必要交代，那些不是最重要的。50

其他一些表明贾樟柯剪掉一些场景，以使电影的叙事之流显得简洁合理的例子，包括他对崔明亮和李小娟——她是一位舞蹈演员，在电影的后半部分，她和孪生姐妹加入了崔明亮所在的乐队——关系的处理。加长版本用了两个场景描绘他们的分手——第一个场景是在路旁的饭馆，两人尴尬而沉默地坐着，最后李小娟说她要走了。第二个场景是崔明亮去送她，她跳上了开往石林的大巴。在最终版中，这两个场景都被剪掉了，这有效地给观众留下了空间去推断他们分手的原因和方式。将这些过渡性的场景剪掉，电影的叙事和总体结构因此显得经济和简洁，同时创造出不时挑战电影常规的时间策略。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