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四姨妈哭丧着脸将那些钱交给舅舅时，她嘟嘟囔囔反反复复地说：“二姐没留过什么话，都是我瞎编的，瞎编的。”

在这件事上吃了哑巴亏的四姨妈，一下猛省过来似的变得无比精明。她开始正视自己的能力了，她知道自己不是年富力强的弟弟的对手。于是她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个遗产分配小组，除了二姨妈的弟妹们是这个小组当然的成员外，每个家庭还可推派出一个人来参加这个遗产分配小组。四姨妈的这个建议可谓是富有想像力的。舅舅自然请出舅妈来助阵，可实际上的决策者依然是舅舅，所以这个建设性的建议并未让舅舅那一系的状况有何改观；我们家呢，舅舅和四姨妈建议由姐来加盟这个小组，他们知道缺乏经验、经常受到二姨妈生前责难的姐，不可能理直气壮地给整个遗产分配过程增添什么麻烦。

在这个建议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四姨妈。由于她的提议得到认可，四姨妈一系的幕后智囊，她领养的儿子而后又成了她女婿的提早退休的前中学校长，堂而皇之地从幕后走到了谈判桌前。在日后一轮轮的谈判中，一次次证明他不愧为表面上酒醉糊涂、实际上足智多谋的舅舅强有力的对手。他对四姨妈那一系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有效地遏制了舅舅野心的急剧膨胀，而且还巧妙地躲避了遗产小组对那两大包由我代劳扛走的棉花胎事件的调查。在他的唆使下，四姨妈一口咬定棉花胎是二姨妈送给她小女儿的，而棉花胎里决无其他东西。这一说法的可疑之处是：在清理遗产的过程中，大家发觉二姨妈的一些首饰和金银细软都不见了。这些不翼而飞的珠宝里，众所周知就有外婆传给每个女儿的一副手镯，我母亲在最为困难的时期抵当给二姨妈的一对翡翠足金戒指，这还不算二姨妈各个时期收罗的金银首饰。

事隔十五年之后，过八十岁生日的四姨妈，将一块手帕包着的金银首饰平分给她的三个女儿。其时的黄金价格大大上涨，按照市面行情，四姨妈的三个女儿分别继承了价值几万元的黄货。四姨妈的这些金银首饰是从哪儿弄来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惟一遗憾的是，四姨妈八十大寿那天，当年那个绞尽脑汁的谈判功臣、她的乘龙快婿已不在人世了。

这场遗产风波中的主角当然非舅舅莫属。从一开始他就占了舆论的上风。无论是操办丧事还是具体筹划各类细节问题，他都事必躬亲地过问和决策。这时的舅舅真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好像就是为了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他令人难以置信地戒了酒，风尘仆仆地在这座城市里赶来赶去。当有人关心他的身体，问他累不累时，他无可奈何地将双手一摊，说：“这有什么办法，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姐姐的事当然得由弟弟包了。”

当时舅舅这么说，谁也没有引起注意，谁也没有真正从他的话里领会其真正的意图。惟独这句话传到四姨妈的女婿耳里，前中学校长清癯的脸庞上一对有神的眼睛凝然不动，幽幽地说：“话也不能这么说。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都一样，姐姐的事妹妹们也该多加操心才对啊。”

现在看来，当时只有四姨妈的女婿是清醒的，只有他是听懂了舅舅话里的弦外之音。后来当舅舅借清点财产之名，向四姨妈索要房门钥匙，这个惟一的清醒人即刻跑来对我母亲说：“清点财产应该大家都在场，不能让舅舅一个人擅自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