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显然是感到了某种阻碍他意志的力量存在，他的话一次次被打了折扣或干脆无法付诸现实，他察觉到了问题的棘手。那时他肯定已审时度势，看出他的弱点：不能对簿公堂，不能将遗产问题交付政府机关办理，那样的话，他作为男性同胞的优势将丧失殆尽。而实际上，四姨妈的女婿已经说过类似“舅舅是教师，是懂法律的”这样的话。舅舅深深懂得，只有在家庭内部解决遗产问题才会对他有利。鉴此，他接受了四姨妈提出的成立遗产小组的建议。在他看来，四姨妈的女婿出不出场，四姨妈都听他的。针对这一建议，舅舅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一个非同小可的决定，这一决定事后被证明是无比英明无比正确的。

在舅舅的安排下，舅妈火速赶回家乡，请出多少年深居简出的三姨妈。年届七十的三姨妈好像一尊金贵的菩萨，千里迢迢被舅妈请来后，供奉在舅舅家窗明几净铺有地毯的朝南大客厅里，她受到了女王般的隆重接待：每日菜肴丰富，每餐必有一樽三姨妈喜爱喝的绍兴黄酒，睡的是席梦思床，盖的是鸭绒被。三姨妈上床前，舅妈还要给她端来一碗点心，点心往往是一些熬成汤汁的补品。细心的舅妈发觉三姨妈的脚怕冷，特意跑去百货商店，替她买回来一双保暖鞋。

三姨妈受到如此隆重周到的款待，对她来说是颇感意外的。虽说舅舅的热情好客在亲戚中有上佳口碑，但作为丈夫被划地主遭政府镇压的破落人家的遗孀，三姨妈多少年来受到亲戚们的疏远。即使与舅舅有些往来，在漫长的几十年岁月中，也只能算作是零星点滴。三姨妈长年居住乡下农村，她只有在太阳明媚的时候，才手捧一只铜手炉，端过一张竹椅坐在院门前的菜畦里晒太阳，一顶编织粗糙的绒线帽盖在白发苍苍的头上，几绺银丝从三姨妈的两鬓披挂下来。她的眼神是迷离的，给人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她在打发后半辈子的时光里，几乎杜绝了任何从风尘弥漫的大路上传递过来的外部消息，当然，她也拒绝了所有关于她胞姐胞弟的音讯。她绝不会想到，在步入耄耋之年，从一辆停靠村口小溪边的长途汽车上，跳下了她的弟媳妇，来竭力邀她做一次生命最后的游历。她在尽情享受那些高规格的礼仪和待遇之际，不会想到这次事先吉凶难卜的远游，其实已预示了她大限的临近。她用那双蒙昧的眼睛看见的从大路上走来的弟媳妇，应该是充当了一个冥府使者的角色。那会儿她如果早早地提高警惕，也许还能推延一步步临近的大限。

当三姨妈心情喜悦，随她弟媳妇赶赴这座年轻时到过的城市时，她一定还以为，她也能作为一个系脉来分到属于她的那部分财产。但三姨妈肯定忘记了一件事。她忘了想一想，她这么打老远地是去为谁争取?哪怕是万贯钱财，她还有多少时间来慢慢享用？她惟一的儿子“天公神仙”早就和家庭划清了界线，早就不认她这个母亲了。

这恐怕就是我的姨妈们在这场闹哄哄的遗产纷争中所视而不见的悲哀。当然，这也是那个已经长眠九泉之下的我的二姨妈的悲哀。她们是真正的中国农民。即使历史提供了一定的机会，让她们逃离土地，移居城市，她们也会像农民渴望买地一样，用不吃不喝节省下来的钱来购置房产，敛聚财物。二姨妈死后从她床底下翻出的大量碎砖块，三姨妈颠着小脚长途跋涉的苍老身影，四姨妈八十岁生日那天的庄重场面，以及舅舅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不惜毁坏长久以来建立起来的声誉和形象，而多少年后他的妻室儿女弃他而去，让他一个人游荡于乡间的阡陌小路过着孤魂飘零的生活，这些重合交错的景象，都让我真切地感到汩汩流淌在我血管里的血液源头来自何方。流浪是一种逃离和背叛的形式，流浪者终究无法改变自己的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