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天在卡恩顿入睡到现在，好多年过去了。这座屋子其实已经崩溃，像我一样，我想道，丝毫不觉得惊讶。

我像个影子似的站在我曾经那么精致的意大利式花园的褐色和米色中间，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见这座屋子时的情景。这再也不是原来的屋子了，虽然粗心的人看不出来。它的骨架还在，但是其他部分几乎没什么让我感到熟悉的了。这座新古典主义的红砖楼房，正面有古希腊柱廊，巨大的两层楼长廊横贯整个屋后，现在楼房空了：我们只好退到东边的厢房，那里曾经是最早的边民的宅邸。没有那么些奴隶，我们操持不了那个屋子。约翰坚持要在联邦政府征用我们的奴隶并夺取他们能沾上手的一切东西之前，把我们的大多数奴隶送到亚拉巴马他的朋友那里去。这屋子太大，玛丽娅管不过来，约翰说。我知道这句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我知道，是因为我丈夫不想让我跟我死去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哪怕只是暂时跟他们分开也好。这并没有阻止我穿过他们的房间，听他们的动静。

我还记得我的孩子们的声音，以及我自己教他们念书、给他们讲《圣经》故事的声音，钢琴的声音，门厅里那只高高的有罩子的钟滴答滴答的声音。什么都没有消失。我想象中孩子们的体味和声音存在于某个地方，被风吹走。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宽慰。它们还存在于我的脑子里，像记忆一样，但是近来我开始不再相信那些了。

我无法把那些记忆留在身后，它们像蚊子似的对着我嗡嗡。

屋子中间有一条走廊，从前门直通后门，把底楼一分为二。有一座楼梯通往楼上同样的门厅。沉甸甸的杨树门通向门厅两边的两个卧室。一楼进口处的左边是最好的客厅，我丈夫的办公室在右边。屋子后面有一扇门，里面是起居室，那里曾经挂着我们全家的肖像。穿过门厅是餐厅，现在餐桌上罩着亚麻布。楼上是我待得最多的地方，我孩子的卧室的门依然关着。门廊上方有一个小得出奇的房间，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是建筑上的失误，一个计划外的空间——我就是在那里，坐在马尾衬小摇椅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在医学上是个谜。像我认识的富兰克林的其他女士一样，我在陷于悲伤中的时候，医生就会开给我鸦片酒，而与其他女人不同的是，我一直深深地沉浸于绝望和——是的，我知道——我的怪癖中。根据克里夫医生的说法，这不是一般的后果。我以前的圈子里的女士们在把她们的丈夫或孩子送去作战之后，有了这个装鸦片酒的小瓶子，睡觉就不会做梦。她们可以走来走去，假装在料理家务，但其实她们白天都是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行走，在跟人讲话的时候，从来不曾完全清楚地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或什么时候该结束。

但事实上，我从没喝过鸦片酒。我每天都从酒瓶里往一个香水瓶里倒一点儿，我把这个香水瓶藏在我衣橱的隔层里。每个月左右，约翰都会准时给我再拿一瓶来，我就每天都往香水瓶里倒一点儿。我最多只能开这些了，因为哪怕再多一点儿，要是她一不小心一下子喝了的话，就会要了她的命，克里夫医生曾这样对约翰说，他以为我不会听见。

好多年前，我看着我才三个月的儿子约翰·兰达尔夭折，这是第一个离开我的孩子，从那以后，我收集了几十剂几十剂致人死命的鸦片酒，日复一日，使用的香水瓶越来越大。他的眼睛那么大，而他的身体又那么小，当他往上看我时，他的眉头老是皱着，露出痛苦和乞求的神情。我看到了天真无邪存在的可能，也看到了针对这种想法本身，针对我，针对我的儿子犯下的骇人罪行。有时候痛苦会停止，他会笑，而当我也冲他笑，向他显示我爱他时，他是个最奇妙的小东西时，我的眼泪却禁不住流出来。后来他不再笑了。他在这个世界里毫无防御能力，所以我更爱他，恨这个世界。每天我一醒来，就到衣橱里把瓶子拿出来。我在手里掂着它的分量，问我自己那天要不要把它喝掉，每天的回答都是不。然后我就把瓶子放回那个秘密隔层里，把那扇秘密的门关上。有些日子我思念这个瓶子比思念其他东西都厉害，有一次我还拔出了瓶塞，但我总是又把它塞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