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来，小家伙，他们会受伤，但是我们要照顾他们。”

“他们是士兵吗，妈妈？”

温德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做个士兵，一个“卡菲尔人”是对黑人的贬称。。约翰怎么解释他也不懂，只好作罢，反而在某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给了他一顶骑兵的小帽子，他很快就丢在了院子里，被两条迷路的狗撕成碎片，并被我们的公猪爱德华王子吞进了肚子。

“是的，他们是士兵。现在，站起来——你也站起来，哈蒂——把你们的身上刷刷干净。你们得帮我打包。”

我看得出玛丽娅正用眼角看着这个场面，但我相信她听不到我们说的话，即便她使劲伸长了耳朵，毕竟家具搬来搬去的声音很嘈杂。

我们小时候在路易斯安那，在我父亲的种植园里就彼此认识了。她称我为卡丽小姐，卡丽小姐称她为玛丽娅小姐，这多少有点违反家规。在路易斯安那，当我们能够偷偷溜出家门的时候，就一起去勘探屋后的低地，逗弄寻找蕨类植物和油光光的蝌蚪的蛇与蚂蟥。但是时光在我们中间偷偷溜走，如今生活在卡恩顿大屋，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温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在我开始失去孩子之后。

我肯定当玛丽娅看见孩子们不声不响地站起来，跟着我进了玛莎的房间时，她很惊讶。她原以为他们两个会待在这里碍手碍脚，制造麻烦，这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我让他们像两个小随从似的跟在我的后面，我希望能打动玛丽娅。并不是只有她才会让人跳起来。

我们把大部分东西藏在了主屋里。战争的受害者。很久以后，当屋子里的人最终走光了之后，我想象中那屋子——如我所知道的——依然存在于什么地方，只不过是被肢解了，它的碎片被拖得到处都是，埋在一棵树下或藏在一个干草棚下：布鲁塞尔地毯，书，遮有华盖的床。惟一熟悉的东西是餐厅里的墙纸，上面印着埃及废墟和玛雅宫殿的艳丽图案，因为霉菌和灰尘而变得灰不拉唧的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完全消失，我想道。

屋子变成了更坚硬、更光裸、更牢固的东西。我张罗着把我孩子们的衣服和玩具装进箱子，悄悄地叫了玛丽娅的几个较小的工人，为数不多的没有被约翰送走的仆人，让他们把箱子拖到阁楼上去。哈蒂和温德只对我有用，他们能逗我乐。

年轻的黑人把火车、滚环和木马顶在头上往阁楼上送，他们从来没玩过这些东西，除非在这些东西碎了被扔掉的时候，当他们觉得没人看见时，偷点儿时间在阁楼里推火车玩。大部分家具不见了。我们把肖像从墙上拿了下来，然后是桌子上的烛台，还有我曾经最珍爱的白色大理石小塑像。

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到了原本连我都不知道的地方——松动的地板下狭窄的地方，有暗隔层的餐具柜，墙角碗橱后面的黑暗角落。玛丽娅把银器和瓷器混在一起，埋在花园里的一棵雪松旁边。地板被擦洗过，旧床单被撕成长条当绷带用。玛丽娅在屋子里和厢房里搜寻盛水用的桶和盆，她把能收集到的碱液肥皂都收集了起来，甚至连奴隶们偷偷藏在松动的地板下以备特殊场合使用的肥皂头都没放过。

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必须在进攻开始前，在我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屋子里之前，确保它的安全。我走到我的写字桌跟前，锁上盖板。里面放满玩具，旧娃娃，一个拼写本，一个拨浪鼓。我打开一个小抽斗，拿出两张照片端详起来。一张是玛丽·伊丽莎白六岁生日，也是最后一个生日时拍的，照片上玛莎抓着玛丽·伊丽莎白的手。玛丽·伊丽莎白的晚会服看上去有点污渍和起皱，是在晚会上跟表姐妹们和朋友们玩的时候弄成这样的。第二张照片是一个穿着白色宝宝服的宝宝正在睡觉——不，死了：约翰·兰达尔。他的照片我只有这么一张，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我把照片放了回去。

玛莎没有一下子就死去。她是慢慢地，很慢很慢地死去的。她好像是融化了。她一天比一天小下去。两个星期后她不太说话了，但是她的眼睛盯着我，我觉得我能猜出她在想什么。汗水不停地滴进她的眼睛，灼得她眼睛生疼，常常一连几分钟难以控制地眨眼睛。要是我想听她说话——我以为那就是听——我得坐在她的身边，给她擦额头。有时候我用湿的烟草叶，但是这样做好像始终没有让她退烧，她的额头上出现了一个黑斑，让人不忍心看。所以我只是坐在那里，当亚麻布变湿变沉后就把它们扔在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