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花园，站在两条小道的交叉点上，虽然有过几个小时的温暖天气，但脚下的泥土依然坚硬。我一边听着反射到我耳朵里的新的声响,一边心不在焉地抚弄着冬眠中的麒麟菊和金光菊的褐色空心花秆。种子从它们的荚果里爆出来，粘附在我的黑色羊毛长裙的后面。我默默地站着，所以听得清清楚楚。那声音让我停了下来，需要我全神贯注。

这是战斗的声音。两英里开外来复枪枪弹的炸裂声，像是在一个冷却的壁炉里重新生火而发出的劈里啪啦声。令我惊讶的是，那声音居然毫无伤害性，然而它到处渗透，永不消失。自从听到第一声枪响后，我似乎就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我偶尔还能听到炮弹深沉的砰砰声，每一声都把空气聚拢起来，把它变成像是游行时的击鼓声。我尽力想听到别的声音——比如金翅雀和山雀的吱吱声——但不是它们飞走了，就是我对它们听而不闻。没有别的声音。甚至连悬在树上的最后一批枯叶的窸窣声都没有。炮弹的爆炸声越来越响，我突然意识到，它们是在我们的土地上，在我们硕果仅存的树林里爆炸。我们，在经过似乎是整个一生的等待，等待着这场战争过去，现在却发现，这场战争离我们的世界这么近。为什么会有人把他们的枪对准我们的土地？卡恩顿肯定是没有军队的呀。

就在战斗开始的时候，那两个外科医生，每人带着一小队护理人员，来到了我家。他们摘下了两扇内门，那可是厚实的杨木门漆成精致的仿红木，他们把这两扇门改成了手术台，搁在匆匆搭成的支架上。第一个进来的医生是小个子，皱着眉头，秃顶，还瘸着一条腿。他一路走过，把泥土撒了一地，身上散发着乙醚和马粪味。他看到了玛丽娅摆放在门廊里的那一堆撕开的被单后，要求准备更多的绷带。

第二个医生步履缓慢，他身子沉，年纪大，脸颊通红，其实他的脸是苍白的。

“天哪，温斯顿，绷带总是不够。我们早晚会用完的，向来如此。冷静。”

当矮医生在玛丽娅面前指手画脚时，那个老医生说了上面那段话，我很感谢他的干涉。我看见玛丽娅已经攥起了拳头，并且克制着不让自己皱起眉头。

他们的声音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回响，穿过了空房间，屋子好像变得越来越大，似乎墙壁在移开，我很快就会消失在这些墙壁中间，变成一个很小的、被遗忘的东西。当医生和他们的助手在拾掇屋子的时候，我带着孩子们在底楼走来走去。约翰陪我走了一会儿，并试图抓住我的手，但我不想把手从围裙的前口袋里拿出来。好多年来我们一直喜欢这么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我觉得最好不要提这件事。我们从花园和屋子中间走过，穿过屋前小路上成排的杉树，围着凉飕飕的厢房，走过奴隶们住的区域。在我们经过蓄水箱时，约翰朝里面看了看。

“我预计他们需要更多的水。”

“是的。”

“狄俄波利斯和我可以到井边去打水。你就留在这儿。”

“当然。”

约翰把他的下巴搁在我的头上，把我拉到他身边。我僵硬地站在他的怀里，约翰似乎又变得尴尬起来。他放开了我。

“我一定得弄到水。”

我继续在房子周围转悠，听着敞开的窗子里传出玛丽娅的叫声。听那个人的，把那些椅子搬到这儿来，把剪刀给我。我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所以只好散步。我不知道接下来会要我干什么。主啊，给我智慧，让我知道你想要我干什么，并给我这么做的力量。每次经过屋子的正门，我都要这么祈祷，至少祈祷了十来次。

最后，一个嗓子嘶哑的男孩站在前门的砖头小路的尽头，搂着另一个男孩，那人斜靠在他身上。他们不会超过十四岁。我走到屋子正面，我们两个——那个没有受伤的男孩和我——在雪松通道里面面相觑。我想挥手让他们往前走，但是我又不愿把手从围裙口袋里拿出来。我默默地站着。那个男孩在小路对面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