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件事就开始了。

我扶住受伤男孩的另一只肩膀，我们两个抬起他走上前门台阶，穿过门廊，进了屋子。受伤的孩子从门廊下经过时，脑袋无力地仰在瘦骨嶙峋的脖子上，醒了过来，看见了蓝色的天花板。

“天空他妈的真漂亮，对不？”

他的朋友看上去挺尴尬的，当我们把他安置在一张椅子上时，他向我表示歉意。

“在来这里的路上，他老是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他平时不骂人的。从来不。”

他接着往下说，告诉我他怎样丢掉了望远镜，真是奇耻大辱，他叫阿布，他的朋友叫埃利，邦联军手里有旗帜，还有枪，可以打死一百英里外的人，他们是间谍，但不是真的间谍，要是那块岩石不在那里就好了。

我没在意听。我想让那孩子到里面去，叫一个医生或护理员出来。我抚摩着埃利后脑勺上又直又硬的褐色头发，查看他的伤口。看见后我吓了一跳——脑后根上一道三英寸的口子，又湿又热。我看着他的衬衫后背，发现上面沾着褐色的血。我的心在耳朵根上跳动，但是我依然集中注意力，轻轻抚摩着孩子的头和脸。他看上去像是个好孩子。

我大声叫人帮忙，叫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听到了玛丽娅和其中一个医生从我后面的台阶上啪嗒啪嗒地走了下来。玛丽娅一句话都没说，就抓住阿布，把他拽到自己身边，离开那个受伤的孩子。阿布没有挣扎。那个瘦小、乖戾的医生捻着胡子，哼着鼻子。

“怎么回事？”

我跟他说，这孩子头上被砸了一下，开花了。医生把他纤细的手放在孩子的头顶上，往前推，然后戳了戳他的后脑勺。

“也就是他那该死的脑袋被碰了一下，开了个小口子。他从哪儿来呀？得马上把他弄走。替他把脑袋包扎一下，送他离开这儿。马上。”

他像不认识我似的跟我说话。对他来说，我的屋子只是一所医院，他这些年来待过的几百所医院中的一所。他对我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我可以是任何人。他站在那里等我回他的话，捻着稀疏的胡子，转着眼珠子，但我只是点点头。他啪地转身上楼，进了他的手术室。我瞧了一眼他的背影，然后转身对着那个孩子。

玛丽娅刚才一直在角落里跟阿布讲话，她派这孩子去告诉埃利的家人出了什么事。阿布跑出门去，在小路上消失了。

受伤的孩子又昏迷了过去。我把他的椅子搬到旁边，靠着墙，免得他倒下来。没等我开口，玛丽娅就找到了一个水盆，一块干净的毛巾，一条长而窄的绷带。

我在那孩子后面跪下，感觉到膝盖下坚硬的地板。我接过毛巾，把它弄湿，开始轻轻地擦洗孩子的伤口。疼痛和冷的感觉让他醒了过来，他一边呻吟一边骂骂咧咧，但随后他就放松下来，让他的手放在我空着的手掌心里。我又轻轻地擦洗了一会儿，把毛巾从水盆里撩起，拧干。水慢慢变成粉色。我在那个细长的伤口上擦洗着，慢慢地洗去污泥，露出了粉色的好肉。很快我就忘记了玛丽娅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像个清洗女工似的蹲在地板上。

当第二个伤员送到时，我还跪在孩子身后。接着又来了第三个第四个。当第五十个被送到时，我还在那里。那第五十个伤员躺在担架上，一条穿着烂裤子的腿有一半悬在担架外面，一条皮带绑着他的大腿。他们都像影子似的从我身边掠过——护理员，伤员，奄奄一息者，还有负责殡葬的人员。当我全神贯注地擦洗着埃利的脑袋时，他们全都只是一幅色彩暗淡、无声无息的画。我的膝盖麻木了，我的屋子很快挤满了人。我继续跪着，洗着那个孩子的伤口。

房间和一楼挤满了人，很快护理员们开始背着伤员上楼。大厅里人们排好了队，大多数没有知觉，有些在呻吟，但是我没有走向他们。当我擦掉埃利头上最后一块污泥的时候，根本就听不见楼上医生们用手术锯的声音。我用绷带慢慢包扎他的头，包了三圈。我惟一注意到的是，玛丽娅在剪我的旧棉被单时，算得非常精确。红头发的诺思·卡洛利尼安躺在离我几英尺的地方，双手捂着肚子上的洞，对不起，夫人，要是你不太麻烦的话，我非常想喝一点水。但我没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