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父亲说真是不凑巧，生意上的事儿让他没法离开美国。最后还补充道，无论如何，胖查理的母亲都是个绝妙的女人。几天后一瓶混插的鲜花被送到医院病房。胖查理的妈妈读过卡片后，对此嗤之以鼻。

“他以为那么容易就能骗过我了？”她说，“我跟你说，他可是大错特错。”但她还是让护士把花放在床边最显眼的位置；还多次询问胖查理，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说他父亲会在最后一刻来临之前到英国来探望她。

胖查理说没有。他开始痛恨这个问题，痛恨自己的回答，痛恨他说“不，爸爸不会来”时，母亲脸上的表情。

在胖查理的记忆中，最糟糕的那天是这样的。他母亲的主治大夫，一个坏脾气的小个子，把胖查理叫到一边，告诉他时日无多了，他母亲的病情恶化得很快，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让她安逸地走到终点。

胖查理点点头，走进母亲的病房。她拉住他的手，问他是否记得替自己交了煤气费。正当此时，噪音在楼道中响起，一种叮叮当当、踢踢塔塔、乒乒乓乓的噪音；管乐加提琴加鼓的噪音；一种在楼梯间贴满保持安静的标语，还有医护人员冰冷的目光予以佐证的地方，不该出现的噪音。

噪声越来越响。

胖查理一度以为是恐怖分子。但他妈妈一听到这刺耳杂音，却露出虚弱的微笑。“黄鹂鸟，”她轻声说。

“什么？”胖查理问道。他被吓得不轻，以为母亲开始说胡话了。

“黄鹂鸟，”她提高嗓门，语气也坚定了许多，“他们演奏的是《黄鹂鸟》。”

胖查理走到门口，向外望去。

有几个人，貌似是支小型新奥尔良爵士乐队，无视于护士们的阻拦，更不在乎穿着病号服的病人及其家属的瞪视，沿着医院走廊向这边而来。乐队里有萨克斯管，还有大号和喇叭。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脖子上夹着把低音提琴，还有个人正敲打着一面低音鼓。头前引路男人，身穿漂亮的花格套装，戴着绿色软呢帽和柠檬黄手套，那正是胖查理的父亲。他没有演奏乐器，但却在医院的抛光油毯上跳着软底鞋踢踏舞，还向周围的所有医护人员一一脱帽致意，同每个走上来想跟他说话或是抱怨的人握手。

胖查理咬着嘴唇，暗暗向诸天神明祈祷：希望脚下出现一条地缝把他吞进去，要不然就让他经受一次短暂、仁慈、绝对致命的突发心脏病。但幸运之神并未降临。他还是站在这个世界上，管弦乐队步步进逼，他的父亲仍在跳舞、握手和微笑。

如果世上还有公正可言，胖查理想，老爹就应该沿着通道，从我们面前径直而过，走到泌尿生殖区。但这世界本无公正，他父亲在肿瘤病房前停下了脚步。

“胖查理，”他的声音很大，足以让这病房——这层楼——这医院里的所有人明白，他是胖查理的熟人。“胖查理，让让路。你爸来了。”

胖查理让开了。

乐队在他父亲的带领下，在病房中拐来拐去，走到他母亲的病床前。妈妈看着他们，脸上露出微笑。

“《黄鹂鸟》，”她有气无力地说，“我最喜欢的歌。”

“我要是连这事儿都不记得，那还算人吗？”胖查理的父亲说道。

她缓缓摇头，伸出手来，捏了捏老头戴着柠檬黄手套的手。

“抱歉，”一个拿笔记板的白衣小护士说，“您认识这些人吗？”

“不，”胖查理只觉脸上发烧，“不认识。完全不认识。”

“但那是您的母亲，对吗？”女人的目光如蛇怪般锐利，“我必须请您让这些人马上离开，不要再引起任何骚动了。”

胖查理嘀咕了几句。

“什么？”

“我是说，我百分之百地肯定，他们根本不会听我的，”胖查理说。他正觉得事态不可能变得更糟时，却看到父亲接过鼓手递来的塑料手提袋，从里面掏出一罐罐棕啤酒，再传给乐队成员、医护人员和在场的病人。然后又点起一支方头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