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告知A死讯的信件，是人家送来的，这我并不否认。

我当然了解这种黑心肠的交易。这些年来，我陷入极端的麻木之中；折磨我的还有怀疑情绪，这种情绪比疟疾更加消耗人的精力。然而，麻木也好，怀疑也罢，都无法阻止我说三道四，都无法叫我闭上嘴巴。我也嫖过娼，逛过窑子，这我承认。不过，完全是循规蹈矩，按照传统行事的。姑娘们上船来，出于自愿；完了事下船去，也是她们的自由(如果这个字眼还有那么个意思的话)。我可从不把人当成牲口做交易。我碰到过两个人。一个是医生，还挺年轻；据了解，是为了捍卫某一我说不清楚的人道主义事业，毅然到这荒凉海岸来的。

另一位，是某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一次坐飞机，一个喷气发动机不祥地出了毛病，只好流落到了这里。年轻医生衣冠楚楚，神态矜持，其实是幼稚的表现。他把自己当成荒漠地带的探险家，所以穿了一身土黄色的服装，以同自己的身份相吻合。他时时刻刻以为自己管着一队四轮驱动的汽车，甚至还有一架单引擎小飞机，而他则通过无线电随时与飞机保持联系。

带着这种自负的心情，他总是红光满面。当然，他的言谈举止，并非只有可笑的一面；在某些场合，自负又使他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勇敢之举，而成为此人的一个特色。其他特色还有：胡子两天刮一次，脖子上围着白色围巾，总戴副太阳镜，等等。他以前在特洛伊行医，据说是肠胃病方面的专家，当初绝对想象不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做出如此勇敢之举来。

我内心的苦恼，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跟这两个人谈谈为好。年轻医生听得很不耐烦。那些事情和他的活动计划有所抵触；他那些计划制定得十分严格，就像前苏联联合企业的生产计划那般周详。他指出：任何事情，都不能忽视舆论。舆论看上去七嘴八舌，并不协调；然而，主导意见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现出来；只有舆论表明了意志，我们才能有所作为。就像婴儿不停地啼哭，表明他们是要拉屎撒尿。干一件事情，首先要做的，是让舆论对它产生敏感。

讲到这里，我提醒他注意：就我目前的处境而言，这并非我力所能及之事。他回答，可以把法新社驻开罗记者的电话号码告诉我。那位记者原来是我的一个老熟人。于是，两人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那位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听说我这个人热心肠，助人为乐，早就上门找过我。可是，这一次，谈得还不如年轻医生呢。他生硬地指出：一个主权国家的执政当局，人们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它毕竟有权行使主权。话锋一转，这位官员把矛头朝着我直点过来：一个灵敏的鼻子，恐怕就像他那样吧，从我揭露的事情里，多少总能嗅出一丝新殖民主义的气味来；而鉴于我在这里所处的地位，在这种事情上，是应当更加谨慎小心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