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也许他是，这倒是我第一回听说。他们说他掉到冰下后还喊‘天堂见’。”

“我听说过，”奎尔说，他嘴里唾液咸咸的，鼻子肿了起来。“他还是个孩子。”

“十二岁。在捕海豹。他捕了和别人一样多的白海豹，突然癫痫病发作，从冰上掉了下去。1927年。”

“父亲有时给我们讲他。但他不可能是十二岁。我从没听说他是十二岁。如果他十二岁就淹死了，就不可能成为我的爷爷。”

“啊，你不了解纽芬兰人。他虽然只有十二岁，却已经是你父亲的父亲了，不过不是我的父亲。我母亲——你的奶奶——也就是西安的姐姐阿迪，西安淹死后她和另一个兄弟特维来往。他也淹死后，她嫁给了科基·哈姆，也就是我的父亲。他们在奎尔岬住了很多年——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后来我们搬到了锚爪港。1946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们离开了那里——”

“淹死的?”奎尔说，不由自主地听入了迷。他用纸巾擤了擤鼻子，叠起来放在茶碟旁边。

“不是。我们来到臭烘烘的锚爪港港口，被那儿的人群当成烂泥一样对待。有一个可怕的女孩，眉毛上长了一块紫色的皮疹。朝我们扔石头。然后我们就到美国来了，”她唱道：“‘心儿要去远方，地球多么悲伤’，这首歌我现在只记得这么一句了。”

奎尔不愿意想到自己的爷爷是一个乱伦的、有癫痫病的、杀海豹的孩子，但是没有选择。未知的家族之谜。警察冲进去的时候，那个穿着褪色的骑手牌短裤的摄影师正对着电话吼叫。奎尔的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儿往厨房地板上喷了洗涤剂，正在上面溜着玩。

“她们没有受到明显的性猥亵，奎尔先生，”电话里的声音说。奎尔听不出说话的是男是女。“房间里有一台摄像机。到处是空白胶片盒，可是摄像机大概卡住了。警察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给卖摄像机的商店打电话，冲店员发火。一位检查儿童受虐待的儿科专家给孩子做了检查。她说没有查出他对她们有什么身体上的侵犯，只是脱光了她们的衣服，替她们剪了手指甲和脚趾甲。但他显然是有企图的。”

奎尔说不出话来。

“孩子们在社会服务处贝利夫人那里，”那个苍白的声音说，“你知道在哪儿吗?”

阳光脸上身上沾着巧克力，在玩一个带动一连串塑料齿轮装置的把手。小兔在一张椅子里睡着了，眼球在玫瑰色的眼睑下转动。他把她们抱到车上，紧紧地搂在他暖热的怀里，喃喃地说他爱她们。“这两个小姑娘长得活像当年的菲妮和范妮，我的两个妹妹。”姑妈说，飞快地点着头。“简直一模一样。菲妮现在在新西兰，海洋生物学家，对鲨鱼了如指掌。今年春天把胯骨摔坏了。范妮在沙特阿拉伯，她嫁给了一个放鹰的。也得在脸上罩一块黑布。过来，小姑娘们，好好跟你们的姑奶奶拥抱一下。”她说。

可孩子们却冲向奎尔，紧紧抓住他，像坠落的人抓住窗台，像一束带电粒子飞弧射向对面的电极，完成一个电路。她们身上带着“谢拉弗里”牌洗涤剂那种金盏花和香蜂草的气味。姑妈看着她们，脸上的表情深不可测。也许是渴望。

奎尔在困境中，看到了一个刚强的老妇人。他惟一的女亲属。

“留下来陪陪我们吧，”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他等着姑妈摇头说不行，她马上就要回去，只能再待一小会儿。

她却点了点头。“待几天。帮你们安顿安顿。”她搓着手，好像侍者刚在她面前放下一盘佳肴似的。“你可以这样看，”她说，“你得到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新的地方、新的人、新的景物。一块干净的石板。你看，有了新的开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我自己也在这么做。”

她想起了什么。“你想见见华伦吗?”她问。“华伦在外面汽车里，梦想着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