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吃晚饭时，我们才又碰面，两人都为这突如其来重新恢复的单独会面而不安。我一点都不饿，他也不饿。我们俩都明白，必需让安娜回到我们身边来。从我内心说，我不能够长久地记着她临行时那张大惊失色的脸，也不能光是想着她的沮丧和我的责任。我已经忘记了自己耐心策划的阴谋和步步成功的计划。我失魂落魄，活像一匹既无缰绳又无嚼子的野马，我看到父亲脸上也浮现出同样的表情。

“你认为，”他说，“她会长期地抛弃我们吗？”

“她肯定去巴黎了，”我说。

“巴黎……”父亲梦呓似地嗫嚅道。

“我们也许再也见不着她了……”

他心慌意乱地盯着我，从桌子对面伸过手来握住了我的手。

“你一定恨我恨得要死。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和爱尔莎回到树林时，她……最后，我拥抱了她，安娜肯定也在那时到了，就……”

我没有听他。爱尔莎和父亲两人在黑黝黝的松树林缠抱成一团的情景浮现在我脑际，滑稽可笑，同时又飘忽不定，因为我并没有看见他们。这一天中唯一生动——残酷无情地生动——的东西就是安娜的面容，这最后的凝刻着痛苦的面容，这失望的面容。我从父亲的烟盒中抽出一支烟，点燃。又是一件安娜不愿饶恕的事：吃饭时抽烟。我冲父亲微微一笑。

“我很明白：这不是你的错……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时疯狂昏了头。不过必须让安娜原谅我们，至少，原谅‘你’。”

“怎么办呢？”他问。

他气色很不好，令我深感怜悯，我感到自己也可怜起来。说到底，安娜为何要这般抛弃我们？为什么要为一个小小的过失而让我受此痛苦呢？她对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吗？

“我们给她写信，”我说，“求她宽恕。”

“好主意，”父亲喊了起来。

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把我们从三个钟头来一直充满悔恨的倦懒的心态中解脱出来。

我们连饭也不吃了，匆匆把桌布和杯盘勺叉推至一旁，父亲拿来一盏较亮一些的灯、几支笔、一瓶墨水和几张信纸，我们脸冲脸地坐下，几乎微笑起来，似乎因这一场面的魔力，安娜的回归将成为可能。一只蝙蝠在窗前碰来撞去，勾勒出一道道丝一般的曲线。父亲俯下脑袋，开始写信。

我不能不怀着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感情，那是嘲讽与残忍的感情，回想起当天晚上我们写给安娜的那些洋溢着真挚感情的信。两个人埋头灯下，如同两个刻苦而笨拙的小学生，静悄悄地做着一道无法完成的习题：“找回安娜。”然而，我们还是完成了两份杰作，饱含着深深的歉意、柔怜和后悔。到最后，我几乎确信安娜不会再固执己见，确信我们之间的和解已近在咫尺。我已经看见了这一幕充满着羞愧和幽默的宽恕的戏。……它将发生在巴黎，我们家的客厅，安娜进来后……

电话铃响了。十点钟。我们交换了一下惊异的、随即充满着希望的眼色：是安娜，她来电话饶恕我们了，她就要回来了。父亲跳起来，扑向电话机，兴奋地喊着，“喂！”

随后，他只是答道，“对，对！……哪儿？……是的，”声音轻得几乎觉察不出来。我也站起身。恐惧震撼了我的心。我注视着父亲，注视着他那只机械地在脸上拂过的手。终于，他缓缓地挂上了电话，朝我扭过身来。

“她出了车祸，”他说。“在艾斯泰雷尔12的公路上。他们需要时间找到她的地址！他们打电话到巴黎，那边就把咱们这儿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们。”

他以一成不变的语调机械地说着，我不敢打断他。

“事故发生在最峻险的路段。那儿好像经常出事。汽车掉到五十米以下的深沟。她若是能脱险，那就是奇迹了。……”

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我回忆起来就像是一场噩梦。车灯下闪过的路面，父亲木然的脸孔，诊疗所的大门……父亲不愿意让我见她的面。我坐在候诊室的一把长椅上，我凝视着一幅描绘威尼斯风光的石版画。我什么都不想，脑子里空空一片。一个护士告诉我，这是夏季以来这个地方的第六起车祸。父亲一直没有回来。

我默想，安娜以自己的死，再次显示出她与我们的截然不同。假如我们想自杀，我父亲和我——不妨设想我们具备这股勇气——那也只是往脑袋上开一枪，留下一份扰得当事者永远心绪不宁，睡不稳妥的遗书。然而，安娜却留给我们一份豪华的礼物，使我有极大的可能性相信这是一出事故：恰在一处险地，她的车技又不高超。我们将迅速变得软弱无力，而不得不接受这一礼物。话又说回来，即使我今天提到了自杀，那也只是我个人的幻想。难道会有人为我父亲和我这样的人去自杀吗？为不需要任何人——任何死的人和活的人——的人去自杀吗？此外，我和父亲，我们从来只说它是一次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