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盘包子

范 俭

康斌走进我们的屋子，在我们洗脸的空挡，怯生生地对我们说：“范叔叔、安叔叔、张叔叔，去我们家吃包子吧，我妈做了包子。”康斌是我们在何家山最熟悉的孩子，因为我们经常在他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吃饭，他的父母对我们都非常好，在生活上给我们很多照顾，我们把他妈妈称为“老板娘”，把她给我们每天必备的凉皮和土豆烧猪肉称为招牌饭和招牌菜。

康斌是一个既有些憨又有些鬼的男孩子，上小学四年级。安子教会了他踢足球，张彬教会了他在电子琴上弹奏《音乐之声》中的歌谣。他平常总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看我们拍片子，或者总在不该入画的时候入画给我们添乱，他甚至做过我们的录音师，只是录音的姿势有些古怪，像鬼子扎刺刀的样子。

康斌平常说话还是很男人的，怎么在我们走的这一天怯生生地说请我们吃包子，我觉得有些古怪，对康斌说：“吃包子就吃包子嘛，干吗像个女人说话？”康斌越发的胆怯，低着头对我们说：“去吃包子吧。”

老板娘把一盘子刚出笼的热腾腾的包子端到我们面前，说：“我今天早上本来是给自家人做包子，包的是大包子，康斌说应该喊叔叔们来吃包子，我就包了小个一点的，你们吃得惯。”我咬了一口包子，熟悉的土豆香味充溢口中，再蘸一蘸西北特有的辣椒油，香极了！老板娘的手艺果然不错！

就在我们夸奖老板娘的手艺时，康斌忽然从自家的橱柜里拿出一瓶啤酒，在我们还没来得及阻止的时候把瓶盖打开要给我们倒酒。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谁也没有让他这么做，他只是知道我们三个西北人都爱喝酒，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来为我们饯行。但他不知道该对我们做怎样的表达，只是无言地倒酒，头低得更低了。我们三个也无言，端起康斌倒的酒一饮而尽。张彬对康斌说：“去拿张纸来，我们把电话留给你，以后到北京的话找我们。”康斌转眼的工夫就把纸拿来了，纸上早已列好我们的名字，只等我们把电话填上。就在我们留电话的时候，康斌趁我们不注意又无言地打开了一瓶啤酒，就在那一刻，我看到张彬的眼中已经充溢着泪水，而我，只是震惊，我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在我们走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我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里这孩子对我们郁积了这样深厚的感情。

随着康斌第二瓶啤酒的开启，我们三人的伤感涌动出来，我赶紧抑制这伤感，对康斌说：“可别再开酒了，再开，我们今天就走不了了。”我也催促他们赶紧吃几个包子，对康斌和他的爸爸妈妈说再见，尽快离开这里。

不是我们不想哭泣，只是在此时此地我们不能哭泣。

在和志愿者们相处的日子里，他们一直觉得我们三个拍纪录片的人很冷酷，说我们实在是不爱笑也不爱说话，尤其是我，有个志愿者对我说我的眼神比公安还冷。其实，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三个西北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冷酷”，我们了解他们，但他们不了解我们。他们一开始以为我们拍这片子是做表扬稿的，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这样，他们对这一点很惊讶，于是，他们对我们的拍摄变得惶恐，开始躲镜头，开始自我掩饰。他们想弄明白我们在想什么，但花了很大心思好像也没弄明白。

如果让我用简短的话来评说“西部阳光行动”和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的话，我觉得他们仍然和过去的大学生志愿者的心态一样，那就是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有热情固然好，但徒有热情并不会指向成功，热情加上更多的理性才会成功。具体到这种活动中，我认为，第一条理性是大学生适不适合做这种活动。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年纪大的大学生（研究生）做得比较好，年纪小的会有很多问题，甚至有的人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适合到农村来，而志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第二条理性，我想应该是要想改造别人的话就先改造自己，否则一切皆是奢谈。第三条理性，与其更多地说自己能，不如更多地说自己不能，这样的话在遭遇挫折时也不至于太痛苦。

正是由于理性的欠缺，导致大学生志愿者在支教过程中遭遇挫折。他们还不太明白第一次来乡村应该更多地了解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对所帮助的对象实在是缺乏了解，对这片乡土缺乏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了解，不了解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或者即便出生于乡村却已被彻底地城市化。在中国，一个农村人完成城市化会很容易，但一个城市人想要被乡土化却极其艰难甚至是不可能。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的文明沟壑绝不是几次短暂的下乡所能缩小的，这是“西部阳光行动”的志愿者乃至所有参加支教活动的大学生面临的最大的障碍。

说别人容易，其实我们三个拍摄者也一样。虽然我们都出生在西部（两个宁夏人，一个青海人），但我们早已是城市人，我们虽然比这些志愿者更熟悉这片乡土，但我们也无法深入它的本质。我们也无法准确地说出这里最需要什么，我们只能从一个准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说他们需要的是公平的制度以及在此制度指引下的公平的教育、公平的收入等等，但这真的是他们最需要的吗？我不敢肯定。我们虽然凭借经验比志愿者深入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只能呈现出一些文化符号给观众（“花儿”）， 我们无法呈现出真正有质感的生活，我们也和志愿者一样是过客，不仅是时间与空间的过客，更是文化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