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言。我只能无言。我们用黑洞洞的摄像机对准了他，我们让警察将他带出来再带进去。我屏住呼吸。我是记者。他干了不该干的事罪有应得——可是，可是在他破坏了一种道德秩序的同时，我也以另外一种方式破坏着人间基本的道德秩序。我破坏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对人的信任。这一次的经历很有可能成为他今后处理人际关系时考虑的一种决定性因素，他也许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信任人了。我又将如何弥补这个遗憾呢？如果真刀真枪地杀一场，也许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作为记者，我们以破坏道德秩序的方式去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这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在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同时，我们应该怎样去遵守良心的道德律令呢？

“申记者，喝水。”一杯热气腾腾的水递到面前。

“给他吧。”这也许是我惟一能做的。

我可以感到他接过水杯时那一刻的意外感动。他的手仍在发抖，杯子里的水都倾了出来。

“你知道，我们都不想看到这种结果，但你的行为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这样。你要好好配合执法人员的调查，这样才能早一点出来。你可能会想不通……”

“我知道了，也想通了。有一点想不通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应该先整顿一下，我们不听，再抓人。我这个厂子是最小的，你帮我说说好话吧！看在我们的交情上……”他仍相信我们是有交情可言的。从头到尾，直到手上戴了手铐的时候，他都没有用仇恨的目光看我，他的目光中自始至终有的只是感伤和无奈。

“拿件棉衣给他吧——”我能说的只有这一句。

回来的路上，我暗暗地哭了。

两年来，几乎每一次采访拍摄都让我内心充满着情感的矛盾、纠缠和撕扯，每一次我都感到，自己内心交付的情感成本远远超出了做一部片子应该支付的成本。这一次来的尤其深重——我自欺骗始，亲手将这个人送到了牢里。我想起了《秋菊打官司》中那最后最沉重的一幕：秋菊疯也似地跑到高高的山坡上，目送老村长被警车远远地带走——

我的心在沉落。

更让我不能承受的是，这个行业本身没有标准。由于《焦点访谈》这部片子，国家经贸委、国家质监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几个部长连夜开会，最后协定以《絮类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作为强制性标准，这个标准远远高于原来轻工业部的关于《弹簧软床垫》行业的推荐性标准。执法者有了这个利器之后，一夜之间横扫重庆市，许多厂家被无辜地卷入其中。为我们提供线索的一位“线人”的床垫厂也被查封并处罚款，许多家庭的命运一夜之间被改变了……

一个片子的影响力超过了它本身预期限度。这无论对于《焦点访谈》还是节目制作者，其实都未必是一件可以盲目乐观的事情。国家加强整治的力度固然无可厚非，但在力度一旦失去了适度，势必会走向愿望的反面。如果因为影响到某几个人的仕途和业绩，携着私愤矫枉过正就更不可取。游戏规则本该是固定的，法制本不应该是信手拈来的。

看着当地领导和执法人员忙碌的身影，听着他们通宵达旦战斗后沙哑的嗓音，感受着他们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革命热情和保卫人民保卫家乡振臂一挥的决心，我怅然若失。

在通向理想的大道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行走？

也许，道路始终在我的身后……

《白笋 黑心》随笔

喻晓轩

从湖北拍完《白笋 黑心》节目回来，有一段时间，我右手食指又痛又痒，那是体验被烧碱浸泡的竹笋时留下的纪念。当时，作坊老板生怕我掌握不好放烧碱的量，热情地邀请我亲手体验，说是放多少烧碱，全凭手上的感觉，要摸着有点滑，有点腻，那才对。我硬着头皮下了手，那竹笋倒是摸着又滑又腻，我的手，惨了。后来，用熬笋的双氧水做实验时，看着水泥地上翻起的白沫，张林刚同志险些呕吐。这就是我们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在批发市场里有，在超市里能买到的“绿色食品”。

审片时，敬一丹大姐开玩笑说，年会时可以上个节目，记者间的一段对话：做什么？竹笋，化工的；吃什么？辣椒，硫磺的；睡什么？床垫，黑心的。这就是我们每天忙碌的事情，虽然播出时挺震动，但心里真是不轻松。

节目播出后，听说湖北当晚采取行动，查封了多少多少吨竹笋。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担心，当地的竹笋生意短的做了三、四年，长的做了十多年，节目播出后采取行动，算是早还是晚？化工竹笋在湖北没了，在四川会不会又出现？在江西会不会遍地开花？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无法回答。

这个节目能拍成，“线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做竹笋生意有很多行话，比如说有干货、水货之分，做买卖时，不能问多少斤，要问多少包装，最好的笋是玉兰片，产地在云南等等。要取得作坊老板的信任，这些知识是必备的。全靠“线人”悉心传授，我和老张在短短一天时间，俨然成了长年做竹笋生意的行家，还真唬住了不少人。最让人感动的是，“线人”还主动要求和我们一起暗访，怕我们穿帮有危险，有应付不来的专业问题，我们就可以推给她来解决。暗访的节目也做过不少，像这样干脆的“线人”，还真难碰到。后来她说：帮助我们是因为良心发现，她不希望再有人吃这样的竹笋。分手时，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在心里，我觉得她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