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柴静的采访仍然显得从容自信，她对公安局安局长的提问曾经让后者大吃一惊。安局长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媒体的不满，认为现在的一些媒体充当了“编外法庭”的角色。柴静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提问是记者的工作方式，质疑是公民的权利。执法机关的权力不是真理的边境，真理是经得起质疑的。两人的对话节奏紧张、语言密集。柴静的一句提问：“那您看您对当时发生现场的很多情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就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不存在刑讯逼供的判断呢？”短短四十六个字，她口齿伶俐地说了不到五秒钟，以致于在后期合成的时候，唱词拍了三遍都没能跟得上。

宋禹，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儿，比同龄的孩子明显胖许多，他自闭、有人际关系障碍、神经性贪食。他和父亲多年来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也几乎不交流。在一次心理健康俱乐部组织的家庭个案治疗中，宋禹对父亲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恨你”，然后跑到墙角用手拼命地砸墙，失声痛哭，几乎引发哮喘病。而他父亲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有问题。

生一个人来爱

——《心灵的成长》编导手记

范 铭

曾经跟朋友戏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童年过得太没有阴影了，几乎是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地一口气长到二十多岁，以至于现在心理健康得毫无悬念。于是，我总是在别人叙述他们因为童年的不幸经历导致现在人格轻微分裂或性格部分缺失时由衷地羡慕不已，总觉得自己在这个流行“亚健康”的时代里，因为不够病态而显得不够深刻。

但做完这个节目后，我打心眼儿里感谢我的父母，并且也打心眼儿里庆幸自己的童年——快乐得如此纯粹而肤浅。

我们片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叫郭涓涓，一个叫宋禹，是两个有较严重心理问题的孩子。

郭涓涓，二十二岁，从小父母离异，跟母亲生活，她跟母亲的敌对和冷战持续了十多年，近年来频繁地有自杀和自残行为，最严重时一周闹一次自杀。她跟母亲几乎不说话，她生活的全部重心是她男友，而且必须二十四小时在一起，但凡男友要单独出门，或者想离开片刻都会引来一场自杀风暴。最极端的时候，郭涓涓用刀片割腕，她男友拿起菜刀要自杀，而她母亲为了阻止他们俩，用啤酒瓶子砸自己的头，瞬间血流满面。

宋禹，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儿，比同龄的孩子明显胖许多，他自闭、有人际关系障碍、神经性贪食。他和父亲多年来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也几乎不交流。在一次心理健康俱乐部组织的家庭个案治疗中，宋禹对父亲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恨你”，然后跑到墙角用手拼命地砸墙，失声痛哭，几乎引发哮喘病。而他父亲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有问题。

两个孩子都是受过伤害的，也是极度敏感而脆弱的，跟他们接触，整个摄制组都煞费苦心，如履薄冰。我给宋禹的父亲写了信，说服他打破内心障碍，向儿子道歉。我和柴静在采访前，不带机器地和宋禹接触了三四次，陪他吃饭、聊天，直到他全面信任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他的情绪又反复了多次，采访分两天才顺利完成。节目播出后，我陪宋禹看了一场电影，逛了一下午。路上有陌生人挥手向他致意，对他说：“宋禹，你好点了吗？加油啊”，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得知他与父亲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我们才长舒一口气。

而郭涓涓，基本算是我和柴静的同龄人，为了让她对自己的极端行为释然，我让涓涓看了我手上的烟疤，一副“我也有过青春期”的悲壮神情。我们跟她接触了四五次，一直没有勉强她接受采访，直到有一天夜晚，在接受完心理治疗后，她主动试探性地对我们说：“我想试试看。”那一刻，我在心里说“感谢上帝”。

在采访中，我们试图寻找这两个孩子内心的创伤之源，也与他们的父母一同梳理了孩子成长的经过。友谊医院的心理医生柏晓利一语道破天机：孩子是在替家长吃药。

我们办公室策划主管吴征同志说，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父母是不及格的，也许数字没有这么高，但是通过郭涓涓和宋禹家庭的故事，大多数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家庭的部分写照。

整个拍摄的过程，所有人都在平心静气地回顾过去，反省自我。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受益匪浅。采访中，录音师李宏卫还专门出去给自己的儿子打了电话，希望加强沟通。

而让我自己深有感触的是，这两个孩子的心理问题的产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要化解心结，也绝非转瞬之间。

在采访郭涓涓时，我们按照预先设计，让她跟我们一起观看对她母亲的采访，当郭涓涓的母亲在屏幕里泪流满面地忏悔着童年对女儿的伤害时，郭涓涓并没有像我最初预计的那样立刻眼泪哗哗的，她只是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停地用手扶眼镜，直到最后眼泪才夺眶而出，能看出来，她一直在克制着对母亲感情的外露。在我们采访前四个月的时间里，她对于母亲的努力示好，一直表现得极其冷淡。

同事李雪微说过巨酷的一句话：“生一个人来恨你”，当时她用这句话来形容一种仇恨的力量，我为此唏嘘不已。在这里借用这句话的反义，“生一个人来爱”，是的，生命不易，既然生他（她）来到这个世上，就彼此相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