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到记者头上，其“责任”的含义也就更好理解了，因为温总理的信中早说得很清楚：“责任就是新闻工作者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

承担社会责任

敬一丹

《焦点访谈》已经走过了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期望和支持。

《焦点访谈》的记者和编辑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三十五岁，有的人从二十几岁就来到了这儿，现在已经为这个节目工作了十年；有的先是当观众，后来就加盟当了记者，他们是被同一种力量感召，从四面八方集合在同一旗帜下的。就这样，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一群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年轻的栏目。十年来，《焦点访谈》为电视观众提供了三千多期节目，它不仅搭建了一个舆论监督的平台，不仅在中国的特定时期，形成了特有的《焦点访谈》现象，而且培养了一批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好记者。但是，在我们大家先后加盟这个舆论监督阵地之前，可能对这一位置的认识是很不一样的。就拿我来说，1994年年底，我是带着近乎神圣的、向往的感觉投身《焦点访谈》的。“享受职业光荣”是我们《焦点访谈》记者共同的体验，当我们的记者在一个个新闻现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这句话就是“我是《焦点访谈》的记者！”

在《焦点访谈》，我们能体会到一种被信任的感觉。

记者刘涛和吕少波是两个小伙子，有一次，他们外出去河北采访，回北京的途中遇到了车祸。当时，车起了火，刘涛受了伤，急需去医院，可是当时过往的车辆都飞驰而过，没有车停下来。这个时候，附近的农民闻讯赶来了，当他们得知这位记者是《焦点访谈》的记者的时候，就手拉手站在路上，拦住了车，并且和司机交涉，把我们的记者送到了医院。

刘涛不曾为自己的伤痛流泪，但是却为这些手拉手的农民流了泪。素不相识，只凭着《焦点访谈》这四个字，就成了相知，这是多深的情意！这样的情景让我们看到，农民对《焦点访谈》那种特有的感情，对《焦点访谈》那种特有的信任。当然，这种信任还来自党和政府，三位共和国总理到一个电视栏目来视察题词就体现出这种信任。正如李长春同志所说：“《焦点访谈》成为党和政府推动工作的好帮手，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成为我们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成为基层困难群众的主心骨，是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精品栏目。”

应该说越是被信任，就越不敢懈怠，《焦点访谈》年年获奖，整个团队也赢得了光荣，能有机会在舆论监督的前沿工作，这是我们的幸运。《焦点访谈》的公众来信从一个个角落向我们涌来，这些信盛满了百姓托付，倾诉着不平和委屈，表达着愤怒和困惑，也寄托着热切的期望。在那些信的落款上往往写着：托付你的人。每个到《焦点访谈》工作的人，第一课就是看观众来信，这不但是为了寻找节目线索，更是为了了解国情和民情。有一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就是在看观众来信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国情，学习当记者的。但是电视台不是信访办，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们能做的和观众期待的，还有很大的距离。《焦点访谈》每天有两千多条线索，它带给我们沉重、无奈，带给我们负疚，我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既然选择了《焦点访谈》，就得承受它，这是责任。职业道德的点点滴滴，就渗透在这其中。

让“民工荒”来得更猛烈吧

屠志娟

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世界里，衣着寒酸、乡音浓厚的打工仔除了靠卖体力获得为数不多的现钱外，得到更多的却是城里人的白眼。哪里有小偷小摸的事发生了、重大节日到来需要社会更加稳定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他们；可就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在家里也是有爹疼有娘爱的农村孩子们在城市里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更不会有人担心，一旦有一天这个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里少了其中的几个会怎么样。

直到有一天，我们听说总理大人亲自给民工们讨工钱了，再往下来，又听说越来越多的民工摞了挑子，大把大把的企业招不到人来刷胶、粘鞋底子……我们才知道，事情严重了。

于是，一夜之间，“民工荒”成了众多媒体最青睐的关键词，各路专家也开始批判过去的种种不公并着手研究对策……

大家都忙，《时空连线》自然也不能闲着，领导说了，这么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关心哪成？一句话，我和董汉卿即刻赶赴民工“荒”得最厉害的珠三角。

长话短说，今天不讲拍摄过程，只讲一个小故事，这也是我这辈子头一次这么主动地和这么多的民工套近乎。

我们最终选择的一个拍摄地点是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的一个劳务大市场。周末的时候这里有现场招聘，而我要从前来求职的民工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做我们片中的主角。

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天……

“你好，是来找工作的吗？”我的提问引起了对方的警觉，并开始上下打量我。

“啊，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记者，能和你聊几句吗？”我的微笑似乎让对方有所放松，“今天来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