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巴老的两个哥哥，是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巴老与我有一次谈话，其中有两处很动感情。他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其间，巴老两次痛哭失声，谈不下去。

去年，《中华读书报》记者祝晓风问我他们三兄弟之间，感情为什么这样深？我认为除了深厚的手足之情外，还因为他们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正如巴老所说：“（五四运动）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还说：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

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名为《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说的是一九七六年，巴老寄了一部在“民国二年”（即一九一三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上下册）给我。作者是嚣俄（即雨果），译者自称东亚病夫。上面有我父亲的图章，刻有他的号“李卜贤”三个字和拼音，又盖有“尧林图书馆”的章，还有巴老用毛笔书写的“李卜贤先生捐赠”几个字。这应该是早年他们三兄弟一起读过的书。巴老在信上说是他在四二年那次回家带走的。一九四五年，李尧林逝世，为纪念三哥，巴老拟成立尧林图书馆，在书上盖了这个印章，并写上“李卜贤先生捐赠”这几个字。由于多种原因，尧林图书馆没办成，但书完整无损。这本书，是当年他们读新书报的见证，也反映了三兄弟的手足深情。

巴老的大哥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正如巴老所说：“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步变成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大哥支持巴老和三哥去南京读书，继又克服家中的经济困难，帮助巴老去法国留学。后又鼓励巴老写小说《春梦》（即小说《家》）。他在最后一封信上对巴老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罢。《块肉余生》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现在只好等着你快写成了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你尚没有取名的小说罢。”

大哥在成都撑持一房人的生活，他实在承受不住各种压力，终于在一九三一年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没想到，四月十八日巴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安眠药自杀的电报十九日下午就到了。大哥不仅一个字不曾读到，连巴老开始写小说《家》也不知道。巴老读完电报，怀疑自己在做梦，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他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路上走来走去。……三十年代，巴老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叙了大哥的一生。巴老说：“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一九五六年，巴老在《谈〈家〉》一文中提到他大哥，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巴老小说《家》的大哥高觉新，以大哥为模特儿，大家都熟悉这个人物，我不多说。不同的是：高觉新没有自杀。我理解巴老的心：他要给读者以希望，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