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让他们兄弟俩认罪，但他们却坚决予以否认，并连声叫皇天。

批斗会是如何收场的，我已忘记，但那天我受惊非浅，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与张某来往。显然，张某这个人不可靠，他嘴巴不牢，当初他一定把我告诉他的秘密学给他的父亲和叔叔听了。还好，我守口如瓶，没有将那个秘密透露给母亲，否则，风声一走露，我家可要倒霉了！

这里，有件事还得回过头来提一下：

自从邻居李某在海上捞到那堆东西之后，我也一心想当李某，希望立功，因而下海总比平常起得早，而眼睛总是在海面上扫来瞄去。但很遗憾，我始终没有发现那些宝贝东西，倒是从此患上了多疑症。

三

我出生在芙蓉街，房子是租用的。房主人的父亲张某当过国民党的兵，右腿受过伤，他解放前去了澳门，六十年代初，他作为华侨回转了家乡。不久，张某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而遭到公安机关的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张某坐牢的事，我不知道，但他从牢里出来，街上的人议论多了，我才了解了事情的眉目。张某回到家，张某的老伴早已嫁人，而且嫁的是一位邻居，叫林某。尴尬的是，林某已完全融入他的家，张某的儿子、儿媳妇及孙儿、孙女，都视林某为自家人。的确，谁也没有想到张某会活着回家。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敌我斗争年代里，街上的人无不这样想，你一个国民党特务分子，被共产党判了无期徒刑，这就等于被枪毙，你是绝对有去无回的。所以，现在张某突然回到家，全家人都惊呆了，而原本稳定的家庭秩序也再一次被打乱了。林某夫妇只得搬了出去，而张某却没有再娶，一直坚持单身过日子。张某腿伤很重，整天坐在椅子上，很少出门，也很少说话，尤其对过去发生的事讳莫如深。张某心里的痛，虽然没有写在脸上，但街上的人都能感觉得到。

对张某的遭遇，母亲有时会轻轻地感叹一句：“人的命啊，真是算不定。”母亲的话，话中有话，耐人寻味。

四

我在乐清市（县）委办公室呆了二十年，已习惯了没完没了地填写各种官样表格，但其中涉及反映亲戚面目的，我一概不填舅舅们的情况。道理非常简单：你在表格上写明自己有两位舅舅在台湾，那么，单位不赶你走已算是大恩大德的了，但如果今后你还想在政治上有所进步，比如想提个什么常委、副市长之类的，那就简直是痴人说梦了！当然，我对当官并不感兴趣，我之所以不填舅舅们的情况，这主要是恨他们，讨厌他们。正是因为他们身在台湾，过去，我家才蒙受了许多耻辱，特别是我，不光因此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甚至凭高分考上大学了，最后也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

一九九四年，也就是我五舅回黄岩探亲的第五年，四舅偕同家人也从台湾回到了老家黄岩。

母亲没有理由不急急地从芙蓉赶了过去。他们姐弟俩也同样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我没有去。我不想去。五年前五舅的儿子硬说我是共产党的特务，这件事我记忆犹新。我恨他们，更鄙视他们。

我去雁荡山参加了笔会。的确，这是我不去黄岩最好的借口，也是最有力的托词。

然而，在雁荡山，我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写东西。接连几天，从黄岩那儿不断打来电话，甚至还发来一份电报，内容完全一样：请我务必看在四舅、四舅母的面上，赶紧前往黄岩，大家都是亲戚，都是自家人，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母亲还在电话中解释说：四舅已知道五年前发生的事，他说，这是一场误会，他已批评了五舅的儿子。我的异父同母兄长（过继给黄岩的姨母当儿子）也打来电话，他几乎用恳求的语气对我说，你快来吧，否则，四舅他们会伤心的。但我就是不买账，坚持推说公务在身去不了。为讨回尊严，同时给共产党大陆争个面子，我说：“黄岩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去了，要不，请四舅他们到乐清我家来做客，我们保证热情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