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在任湖南安抚使期间所做的“弭盗”工作，在史料中找得到记载的有下面几项：

一是抓民生。淳熙七年春天，湖南的永州、邵州、郴州三地发生饥荒。一般的方法，就是国家开仓发点救济粮了事，但辛弃疾想得长远。他提出，现在溪流不通、水利运输很不方便，政府在赈济的时候，可以大量招募民工去兴修水利，用粮食作为报酬，这样一举两得，既帮助当地百姓度过了饥荒，又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建设。报告递上去，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最后，国家付出了十万石的储备粮，老百姓的饥荒缓解了，一批水利工程也在当年就投入了使用。

二是抓教育。湖南与两广相邻，是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民风剽悍，几次起义都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辛弃疾以及当地一些官员都觉得，在这种地方，光采用强硬手段压服是不行的，必须同时采用一些“软”手段。什么“软”手段？就是在当地开办学校，让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灌输一点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吹点“以德服人”的风。为此，辛弃疾又向上面打报告，在郴州宜章和桂阳军临武两个地方设立了县学，专门教育峒民子弟。

三是弹劾贪官。辛弃疾在《论盗贼劄子》中曾公开跟贪官污吏宣战，他说：“自今贪浊之吏，臣当不畏强御，次第按奏，以俟明宪。”意思是从今以后，只要看到贪官污吏，我不怕有多强有多硬，都会一一弹劾他，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他这个“反腐败”的宣言可不是光打雷不下雨或者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据《宋会要·职官》的记载，淳熙七年，他辖区内的知桂阳军赵善珏上任没多久，被发现有贪占百姓租赋等行为，辛弃疾毫不客气地上奏弹劾，将这位地级领导罢了官。

四是打击豪强。对于湖南当地的豪强势力，辛弃疾也注意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抑制。当时，湖南许多地方都建有“乡社”，一般由几百家联合而成，原本是为了缉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的民兵组织，由各乡的豪强地主统领。由于缺乏适当的管理和限制，这些乡社有的蜕化成了豪强地主欺压百姓、甚至跟政府叫板的黑恶势力，反倒造成了严重的治安问题。声势之大，连南宋朝廷都被惊动了，有人建议将这些乡社全部废除。但辛弃疾认为，乡社有好有坏，又处在深山穷谷之中，如果全部解散，难以执行到位，而且还可能激化矛盾，引发豪强的反抗，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他建议采取将乡社化大为小的方法，大的不超过五十家，小的减半，同时将统领权交给各地的县令，并对乡社的兵器实行严格的管理。宋孝宗采纳了辛弃疾的建议，从而使这一棘手的问题得到了顺利的解决。

这些“弭盗之术”的施行，使湖南一路的治安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过，辛弃疾一向以“将种”自命，在北方曾经有过“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战斗生活，来南方后又曾亲自率兵平定了茶商军，因此，他对于“平盗之兵”其实也是相当重视的。而且，湖南之所以一再发生民变、暴动事件，跟当地武备空虚，地方部队缺少战斗力，不能进行有效的威慑和镇压也有关系。因此，当辛弃疾在民生、吏治等工作中干出了一定成绩，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之后，他便向朝廷提出：在湖南建立一支精锐的地方军队，取名叫做“飞虎军”。

然而，让辛弃疾想不到的是，建军这件事情，既成为他一生中的得意之作，替他赢得了不少的掌声，同时又惹出了一连串的风波，在他的仕途中埋下了“暗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