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的事情在开始还进行得比较顺利。宋孝宗很快批准了他的申请，让他规划实行。辛弃疾马上雷厉风行地动手干了起来。他一边选定五代时割据湖南的马殷在长沙的营垒故基（故址在今天长沙市营盘街）赶造飞虎军的营寨，一边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到七月份的时候，部队已经初具规模，有步军一千多人，马军一百六十多人。

可是，就在相关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麻烦来了。什么麻烦？据《宋史》记载：“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沮挠之。”“枢府”就是枢密院，是宋朝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和全国军务的总理部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枢密院里有人不乐意辛弃疾的这种搞法，想出种种办法几次三番加以阻挠。

我们现在常说，“县官不如现管”，辛弃疾建军虽说是经过宋孝宗同意了的，但如果专门管军队事务的枢密院里有人不支持，那么在办事的过程中要给辛弃疾设几块绊脚石，穿一穿小鞋，那是很容易的事。由于史书上没有具体的记载，所以我们也就不知道这枢密院的人到底是怎么“沮挠”他的了，不过，《宋史·辛弃疾传》倒是把他的反应给记下来了。面对这来自上层的压力，他的反应是：“行愈力，卒不能夺”，就是你越拦，我越干得欢，最终没有停止建军的行动。

来自上面的压力给辛弃疾坚决顶住了，但是对来自下面具体办事人员的要求，辛弃疾可不能不理。下面有什么要求？一个字：钱！军营的建设，马匹、装备的购买，士兵的粮饷，没哪样不需要钱，加起来那真是一笔巨款。由于南宋一直面临着金国的威胁，时刻准备着战争，所以不得不养着大批的兵员，军费支出巨大，宋孝宗自己就曾感叹每年光养兵的费用就要占去财赋的十之七八。现在辛弃疾建设地方军队，要宋孝宗给点政策也许可以，但要从中央财政收入中再给他拨很多的经费，那就不太现实了。辛弃疾只能靠地方的力量，自己想办法。

那么，辛弃疾想出了什么办法来解决建军的经费问题呢？关于这一点，《宋史》的记载比较粗略，只是说，在创建飞虎军过程中，“经度费巨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这个“善斡旋”就是说他很会通权达变，处理各种关系。虽然《宋史》上没有具体讲他是怎么“斡旋”的，但我们可以从其他一些记载中多少看出一些情况。有一本叫做《夷坚志》的书记载，辛弃疾在建造飞虎军的军营时，为了拓宽街道，需要大量的石料。他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犯了罪的僧人或者百姓，可以用石料来赎罪。这道命令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有些拿法律做交易的嫌疑，不过它当时产生的实际效果却是非常明显：命令下达以后，长沙城北一个叫麻潭的地方，突然间来了许多开采石料的人，丁丁当当，干劲十足，路上运送石料的马车络绎不绝。没过多久，石料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了，而辛弃疾连一两银子也没花。

当然，光有节约开支的点子，那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为了筹措经费，辛弃疾也想了很多办法开辟财源，增加收入。据一些史料的记载，辛弃疾当时实行过一项把“税酒法”变为“榷酒法”的改革。原来潭州的酒都在城外酿造，送入城中去卖。在入城的时候，官府根据酒的数量收税。辛弃疾当上一把手后，决定关掉那些酿酒的作坊，对酒实行官府垄断经营，这也就是所谓“榷酒法”。通过这种改革，政府在这一项上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了。不过，他的这项改革，对那些原本靠卖酒为生的人就是非常不利了。由于辛弃疾一心想集中力量快点把飞虎军建好，一切都以此为中心，因此在理财的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像这样与民争利的情况，导致一些人颇有怨言。这下子，那些不希望辛弃疾建军成功的人又找到了机会。于是，就有人向皇帝告状说：“陛下，辛弃疾这个人胆大妄为，不知道体恤群众疾苦，他利用建飞虎军的名义，在那里大搞摊派，搜刮民脂民膏，已经闹得民怨沸腾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