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宋孝宗“释然”了，并不代表其他人也“释然”了。像建军这么一项大工程，如此巨大的资金流物资流，就算辛弃疾的账目清清楚楚，显示他一分钱都没贪，也难免有人怀疑他在主持这件事的过程中或者是拿了包工头的红包，或者是收了供应商的贿赂，甚至还有可能做了假账糊弄了上级领导。事实上，抱着这种怀疑态度的，不但有跟他同时代的古人，而且还有现在的一些学者。

淳熙十年（1183），也就是辛弃疾遭到弹劾的两年后，南宋朝廷重臣周必大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到辛弃疾建飞虎军的事。他说：“辛卿又竭一路民力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焉。”（《文忠集》卷一九五）认为辛弃疾之所以竭尽一路百姓的力量去创建飞虎军，是想把它当成自己的功绩，而且有通过它来谋取私利的意图。周必大在孝宗朝淳熙年间曾先后担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枢密使、丞相等高级官员，在南宋政坛很有影响力。连他也这么说，可想而知当时的舆论是怎么看待辛弃疾的了。

周必大在他的信中，并没提到辛弃疾“有利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到底又牟取了一些什么样的利，倒是现在怀疑辛弃疾有经济问题的一些学者，帮忙找了一个实证：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带湖边的别墅，就是他在湖南为官期间开始兴建的。根据洪迈《稼轩记》的记载，它的规模不小，包括周围的田土在内有一百七十多亩的面积（有十多个足球场那么大），辛弃疾在其中建有上百间房子。这庄园式的别墅快要修成的时候，当时的大名人朱熹去参观，后来他写信给辛弃疾的一个朋友陈亮说：里面的建筑宽敞漂亮，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有些学者认为，如此庞大豪华的园林府第，该要多少建筑费用？辛弃疾如果只靠工资的话，又哪里应付得了这笔开销？更何况，辛弃疾还有一大家子人要他养活，他没有点“灰色收入”，没有点来源不明的财产，能支撑得下去吗？

这话听起来似乎确实有几分道理。因为辛弃疾一边为“大家”工作，主持建飞虎军这样的大工程，一边给自己建了一个豪华的“小家”，这种行为，跟我们现在的一些贪官实在太像了。不过，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坚决不同意这些学者的看法。他举了很多证据，指出辛弃疾在带湖边上的别墅，在当时其实并不算特别豪华，而宋代像辛弃疾这种级别的地方大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并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合法收入，因此他建个那样的别墅，以及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是完全有可能的。

邓广铭先生的辩护，应该说是相当有力。所以，辛弃疾建设飞虎军是不是真的“有利心”，并且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捞了很多油水，存在着贪污行为，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中，是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最多只能说是“莫须有”，就是大概有、也许有、可能有，但是查无实据。

那么，辛弃疾在湖南是否又有过“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的“酷吏”行为呢？对于这个指控，我的看法是：只因名声所累，所以含冤受屈。

辛弃疾的行事作风，确实是有一些“酷”的地方，很容易引起争议。他年轻时，在北方义军中曾单人匹马杀了偷盗义军大印的和尚义端，后来又有过率领五十骑突袭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英雄壮举，这足以证明他是个非常勇武、敢于出手杀人的狠角色。来到南方后，他又镇压了茶商军起义，杀了投降的义军首领赖文政。而且，根据《宋会要·兵》的记载，茶商军在平定后，宋孝宗虽然表扬辛弃疾“捕寇有方”，但也说他“不无过当”，就是有些措施超过了适当程度。这很可能是指辛弃疾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过于严厉，有些不该杀的人也杀了。他后来当湖北安抚使的时候，对境内的盗贼采取逮住就杀、不加审理的严打政策，也是这种铁腕作风的延续。这样的作风，当然很容易让辛弃疾获得一个残酷好杀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