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故事继续推进之前，我们研考巴金致黛莉的第三封信。之所以将此信列为第三封，是根据落款所注日月排列的，并无年份。这是两页竖排长格纸，左侧下方印有“开明B20×20”字样，显见为开明书店信笺。信纸质地良好，全信几无破损缺字处。

巴金先生在信件抬头又一次省略了称谓，他直接开笔写道：

应该是我来请您原谅，我接到您两封信，到现在才来回信，您不怪我办事迟慢吗？

你又寄了钱来，我得拿它来买书寄你。您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我感谢您的好心肠。我事实上常常把钱来送人，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但我不能够白白地接受您的钱，我想您也需要钱来买书看，所以我以后会随时买些书寄你。《十年》一册，那是书店送我的，我有两三册，故转送你一册。

学校开学了，您想必会忙起来吧。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离开上海到别处去走走，多看看社会，多体验生活。

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但可惜中国还没有译本。他的书我看得很多，但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你看他的短篇觉得怎样？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寄你一本《灭亡》，因为这是最近改订本，和以前的略有不同，寄你一本《爱情三部曲》，是希望你看那总序；寄你一本《忆》，那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

祝好

金 八月卅一日

分析下来，此信应该仍成于1936年。因为有“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这一句。如前所述，《春》完稿于1938年春，4月出书。由此可知此信不会产生于1938年8月。那么，有没有可能写于两年之间的1937年8月31日呢？可能性也非常小。一是可以从后边几封信中涉及的史实加以推断，二是上海局势在1937年发生了急剧动荡，巴金信中却丝毫未见反映。此信只能产生于这一切发生之前的1936年，即1936年8月31日。稍作考察即知，1936年8月间，巴金先生正在经受着上海文艺界“一个阵线，两个口号”斗争的折磨。左翼作家联盟于春天解散之后，那年6月复而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和巴金等人没有加入，却在同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赞同和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团队，另起炉灶，裂痕加深，斗争公开化。

巴金致黛莉此信，却是在这样一个沉郁的日子里写成。这对于巴金研究来说，或许多了一种别样的佐证。纯情少女远在北方山西，巴金先生语调平静沉稳，没有流露出半点焦躁，“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他没有对生活发牢骚，只有对他人更关切：“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三封信，郑重使用尊称——“您”字，且一连用了8处之多。而在前两封信中，则始终称呼“你”，一次也没有用过“您”。不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1936年8月31日，即巴金与萧珊首次约会的同期。我们无法推想，假如赵黛莉不是居住在遥远的山西，而是同在上海，是否也有可能进一步接近巴金那颗正在“渐渐淡却”着独身主义立场的心？如此假设当然没有实际意义。那一时刻，热情致信巴金的女性读者，本来就非常多，她们同样都很年轻。据记载，巴金那时很少涉足北方，只到过北平，却从未去过闭塞古老的山西。然而我们从这些信中得知，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黛莉小姐，而且希望这位北国女性更多地了解自己，期待着与她深入交流，继续交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