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又重新找出那张我哥哥和他那帮同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我想看看大耳朵在照片上是什么模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照片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只能看到一只耳朵，只有最边上的大耳朵长着两只十分醒目的招风耳。我想，大耳朵的绰号也许就是这样来的吧？

从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总理遗言”案中，大耳朵好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且不说后来被公安部认定的炮制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狗肉聚会”是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狗肉也是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单从公安人员查获的蛐蛐儿的数本日记本中看，大耳朵的名字出现的频率也是最高的。然而让我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看似核心人物的要犯却为何没有押送北京，而是和比较外围的毛宁、晨光他们一起关进了留椿屋？

关于这一点，阿斗说他曾经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查”材料中看到过可以作为最有说服力的注解的内容：在一次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有关“总理遗言”案追查情况汇报的会议上，王洪文和张春桥分别做了指示，王洪文说：眼睛不要光是盯着面上的几个毛孩子，要挖出长胡子的老家伙！张春桥的指示更阴毒：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这就难怪1976年5月，我爸爸、阿斗爸爸和蛐蛐儿爸爸在这样的指示下作为“长胡子的老家伙”和他们的儿女们一起被公安部押送北京时，没有“老家伙”背景的大耳朵却不在押解之列。然而，大耳朵的平民家庭出身虽然让他逃脱了更严酷的羁押，但与信奉“平平安安就是福”的普通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比较，大耳朵选择的让他觉得可以进入一个较高层次的朋友圈子显然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来西天目的一路上大耳朵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不由地猜想他是否在旧地重游时怀想当年，有了一种青春不再的懊丧和失落？然而，等到看见留椿屋时，大耳朵一下子爆发出来的激动和怎么也按捺不住的兴奋，让我又觉得大耳朵也许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留椿屋前面大片大片的山坡上铺满了金黄色的银杏叶，满地松针将褐色和金黄交错成一种忧伤的美丽。大耳朵丢下我们一个人向山坡下跑去，灵动的身手和敏捷的步子就像重新回到三十年前照片上那个有着一对可爱的招风耳的小伙子。

看着大耳朵在山坡上欢快的身影和他在山脚下拚命挥手嗷嗷乱叫的模样，我有些纳闷他为何不直奔留椿屋里那间和他有过生死之交的牢房，而偏要和那些不着边际的大树小草缠绵不够呢？我哪里会想到，当留椿屋真正成了羁押大耳朵他们的囚笼的见证时，重新走近它，仍然需要聚集足够的勇气，毕竟这座囚笼留在大耳朵记忆中的恐惧到现在想起来都会让他不寒而栗！

后来被公安部定为炮制“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是于1976年2月5日，正月初六的那一天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现在杭州市最热闹的一带，庆春路新华书店的原址本是一排类似于上海石库门一般的老墙门，那是当年日本鬼子占领杭州时建造的官员府邸。大耳朵的家就在这里，延龄路延龄坊2弄14号。

那一天，雨雪交加，冰寒彻骨。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那条狗已剁成大块在炉火上炖得香气扑鼻。我哥哥、阿斗、晨光、大耳朵都围坐在炉火旁。有肉还得有酒，那时候买酒是要用酒票的，大耳朵向他妈妈要来了所有的酒票，买了一军用水壶的黄酒。我哥哥说，这点酒不够的，阿斗和晨光就又出去买酒了。因为已经没有酒票，他们出去转了半天，买回来一种叫“於术酒”的瓶装药酒，当时大家谁也不知道这种酒产于何地，更不了解这酒价值几何，只是觉得这酒口感不错，喝进嘴里味道香醇，余味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