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问大耳朵：事情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还是想问你，你为什么会在“四人帮”快要被粉碎的黎明前做出自杀这样的选择呢？大耳朵面对我探究的目光，竟没有半点躲闪和忐忑，他坦然地撸起右手的袖子，赫然露出手腕上一条长长的暗褐色的伤疤，问我：你要不要拍照？

我愣住了，一个我以为讳莫如深，几乎不能碰的话题，却被大耳朵自己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口子。大耳朵的手很大，五指攥紧后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拳头。他在我面前缓缓松开手掌，离手掌大约一寸半处那条凹凸起伏像小丘陵一样的疤痕，在灯光下有一种让人心里发毛的阴冷。大耳朵坦然地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疤痕对我说，我老婆孩子都曾经问我这道伤疤的来历，我和他们说是插队落户时上山砍柴受的伤。我不想告诉家人真相，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有什么必要耿耿于怀呢？我心里涌上了一阵深深的感动，我没有想到大耳朵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却有这样平和的心境和宽阔的胸怀，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低估了大耳朵承受历史的勇气。我拿出相机，对着大耳朵手腕上的伤疤，从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

在留椿屋，公安人员对大耳朵的审问从头至尾都围绕着“狗肉聚会”，他们明确告诉大耳朵，这是一次和炮制“总理遗言”密切相关的反革命预谋会议。他们要求大耳朵将“狗肉聚会”的来龙去脉和那次聚会以后的每一天都作出详详细细的回忆，并且将这些流水账一般的回忆一点一滴都写下来。这样的流水账不是纸面上“流水账”三个字就能轻松流淌过去的，这样的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干什么有谁可以证明等等等等的反反复复的提问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变得不正常，但大耳朵一天一天地顶下来了。

曾经看管过他们的毛排长说：你们能熬过来真不容易，要我早疯了！

大耳朵没有疯，他一直很健康也很快乐，因为他心里有一份温暖，背后有一份支撑。虽然他在被抓捕之前刚刚从插队的农村抽调到浙江省电力安装公司，上了没几天班就锒铛入狱，他和单位里的人几乎还都不怎么认识，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单位里的人都对他很好，公司的保卫科长是一位老干部，要保大耳朵，说，这孩子挺老实的，不会有问题。当大耳朵被从市公安局转移到留椿屋时，这位保卫科长仍然每个月将大耳朵的工资送到公安局再转给他。大耳朵每次拿到工资时就会让看管他们的警卫战士去买香烟，而每次买来香烟他又都会分送给这些没有工资的警卫战士。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警卫战士们几乎和留椿屋里的犯人们称兄道弟，倘若不是因为1976年9月9号风云突变，大耳朵或许会一直健康快乐下去。

然而，9月9号这一天，情况突然改变了。

先是听到青龙山脚下的天目山饭店传来一阵阵哀乐声，而后又传来国际歌的乐曲，声音开始不大，后来越来越响，哀乐，国际歌；国际歌，哀乐；循环反复，周而复始。

大耳朵的心没来由的咚咚咚一阵狂跳，只听到隔壁传来一声仰天长叹：啊——毛主席逝世啦！是毛宁的声音。很快听到当兵的厉声训斥：不许瞎说！

沉重的哀乐和国际歌悲怆有力的乐曲依旧在继续，武警战士频繁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留椿屋里的气氛异常紧张。终于，山下的广播喇叭里传来沉痛的声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